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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终于公布了，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虽然笔者看来这完全是瓜熟蒂落，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一重大消息的确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

一番震撼之后，自然激发了大家的讨论热情。但连着看了十几篇各路人士的议论、传闻和想象，总觉得隔靴挠痒，缺乏有效信息。

笔者本来没打算撰文，不过既然手头有一些不一样的信息，清明假期有闲暇，就与各位凤凰新闻客户端的读者们分享与交流一二。

到底有何来由？

很多人会讶异，疏解城市功能，为何一下跳过了北京自身及周边的诸多城镇，飞跃到公里外的白洋淀边上？

可以说，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学术界的重大研究成果。

吴良镛，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扛鼎级人物，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总数仅27人）。

年2月14日，吴良镛（左）与物理学家谢家麟荣获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地努力，做了好几期京津冀区域规划，提出了多中心的方案，就是要设法改变城市功能过度聚焦于北京市、聚焦于市中心的问题。

他认为，应该把首都功能向京津冀这一更为广大的领域来进行有机地疏散。

年9月，吴良镛主持院士团队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

在“共同构建多中心的城镇网络”蓝图中，《三期报告》描绘了首都地区多中心的政治文化功能空间框架，建议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在三个空间层次合理有序地布置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第一层次，北京六环路以内地区（半径15—30公里）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核心区；第二层次，北京六环外至环京高速（半径30—70公里）安排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拓展区；第三层次，环京高速以外地区（半径80—公里及部分公里）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延伸区，为国家首都功能的发挥提供支撑和保障。

白洋淀这一地带就落在这第三层次内，在报告中除了和北戴河等地一起作为国家休养地之外，还成为了国家机构办公区外迁的三个候选地建议之一，开始引发学术界瞩目。

这三个候选地建议，与北京中心相距都在80-公里左右。

其中一个建议地位于北京正东的天津宝坻、蓟县一带，但由于和北京的联系要穿越已成片开发的“北三县”特别是高密度的燕郊地区，更容易诱使连片发展、无序蔓延，最后又连成一体。

另一个建议地点位于北京西南的河北易县、涞水一带，但由于已抵太行山脚下，格局较为偏僻，偏居一隅，交通联络和辐射拓展单向化，并非上佳选择。

相比之下，设计在北京正南方，依托白洋淀、环境相对较有特色优势的南部选址，就脱颖而出，纳入有关政府部门的视野。

也正因如此，第二年3月，“保定被确定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突然冒出，引发一大群炒房族跑到保定疯狂扫货。现在一二线城市房价普涨，才刚刚带动这些人解套吧？

为什么要那么远？

除了选址令人讶异，很多人不解的还有，为何一定要定得那么远呢？

这方面，可以参考现代大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伦敦案例。

年，阿伯克隆比主持当时万人的大伦敦规划时，在伦敦城市边界划出一条较宽的环形绿化带，以阻止城市的进一步蔓延。

在绿化带以外地区规划了8个新城，与市中心区相距30—60公里，每个卫星新城平均容纳5万人口的规模，希望能承载由市区疏散而来的部分人口及产业。

绿化隔离带的设计、卫星城的思路，也都体现在了和年两个版本的北京城市总规划当中。这就是当时设计的公路一环（现五环）及绿隔地带，和诸多五环外的边缘集团。

伦敦的实践当时就证明，在通勤范围内的小卫星城，难以抗拒主城区的巨大产业吸引，沦为纯粹睡城，形成一个钟摆式的巨量通勤交通，反而增加了交通压力。

北京的绿隔地带已经名存实亡，被城中村所占据。城市版图已经扩张吞并了原先的边缘集团。北京近30年来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原本圈定的市区边界、公路一环收费高速公路已经成为城市快速路五环，生活在五环外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五环内，绿隔地带的设计早已名存实亡。城市规模远远突破了规划者的预想范围。

到60年代中期，伦敦编制新的发展规划。利用三条主要对外快速交通干线，在交通干线远端，相距伦敦公里左右的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地建设具有“反磁力”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才推动了大范围区域的平衡发展。

尽管经过了修正，大伦敦规划仍被誉为世界大都市区域规划的典范之作。

请注意这个思路。通俗的说，面对强大的主城，弱小的新城不要太远，也不能太近，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超越日常通勤的时空，才能避免沦为睡城的命运。

所以，规划设计学者们提出，国家教科文卫副中心、行政新城的选址不应位于京津发展轴线上，而应在北京通勤都市圈以外的河北腹地。

在北京市域外的更大范围进行新城布局，这样才能有利于北京功能疏解，抗衡京津城市引力、带动冀中南地区、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低人口密度是人口高度密集的东方难以想象的，伦敦核心地区之外不过2公里，就是低层的联排别墅区。

京津冀的多中心新布局

因此，现有京内的诸多边缘集团、卫星城，乃至环京一圈的北三县、廊坊、固安、涿州乃至天津武清等地均不适宜作为全新的大型新城的考虑范围。

像白洋淀地区，距京公里，不远不近，正处于便于联系、但难以通勤的距离位置上，就不宜继续一圈圈被动的围着北京摊大饼了。

正如文件描述的那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而把新城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反磁力吸引”作用的中心。就是一定要有吸引力，打造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经济更繁荣、生态更美好的新区。

只有这样，企业才愿意去，人才才愿意去，也才能疏解主城区的功能，减轻主城区的压力；同时，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

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的首都圈/城市群，不仅要有现代化首都/核心城市，而且要有与其配套的现代化周边地区。

年，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规划一期报告》，就把京津冀描绘为“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时隔多年，这一状态未见改观，反呈扩大趋势。也就是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

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

吴良镛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提出，北京中心城区是国家的主要核心之外，其他的一些部分就不必都在中心城区里。

理想状态是形成一个以大城市为核心，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既有节点，又有网络，节点有大小、有等级，通过空间交通相联系，每一个节点应该形成自己的位置、主要功能。

这些思路被高层采纳，也就是今天的京津冀规划乃至雄安新区总体格局。

历史回归的新三角

就像要雄安新区对标深圳、浦东，并非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待遇，实质是京津冀要对标珠三角与长三角乃至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六大中心，珠三角也有广州、深圳、香港、东莞、佛山、珠海六大中心，彼此之间既竞争也合作，错位协调发展，城市的资源、功能并没那么集中。

而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诸多次级县、镇级别的繁荣发展节点就更多了，星罗棋布、蔚为大观，这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两大超级发展引擎。

而在京津冀地区，只有北京这一个单一中心，集聚了政治、文化、金融、商贸、科技、教育、医疗、交通等几乎所有的核心功能，占据着所有产业链甚至水源的顶端。

而除了在天津有一些现代工业，在唐山有一些低端一些的工业之外，河北的广大地区可谓是除了耕作农业一无所有，只是在这些年随着基建大发展，搞出了重污染的民营钢铁产业而已。

北京的资源集聚程度不仅局限在京津冀，而在全国。这种极端的架构，显然只能使得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大量优质人力资源纷纷涌入北京，导致大城市病日益严重，甚至已病成了目前的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是在整个京津冀视角，乃至整个环渤海地区进行的战略布局。

而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又是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要求。

在经济地位、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结构上，建造一个高水平的新城，形成新的人口聚集效应，释放北京压力。同时，为河北注入全新的高端产业，驱动河北省的发展，撑起京津冀的腹地，是非常之必要的。

打开地图，大家会发现，雄安新区正好位于京津冀三地的地理中心，北京-天津-雄安之间，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其实，这就是历史上的京津保三角。在清朝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保定是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是经济发达的北方商品集散地、开埠通商港口，从而构成了双中心乃至三中心格局。

从明代中叶开始，打通了从保定至天津的内河航道，“舟楫遄行、商贾云集”，历数百年不衰。尤其年后，天津开埠通商，更是繁荣一时。

可见，未来京津冀地区将再现这种北京－天津－保定（雄安）的三角关系。

如何理解“千年大计”？

另外，非常罕见的“千年大计”的气度超越了“百年大计”，也引发人们的瞩目热议。

有人这般解读，年辽太宗将幽州(今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定为“南京幽都府”；年，改南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为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陪都中最大，距今恰好是千年历史。

如果从年4月21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北京第一次成为半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算起，定都史是年。并由此这般推论，“新千年迁都成为可能”云云。

笔者觉得，这般抠年份算日子，未免有些太掉书袋了一点，应当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变迁。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国家的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拓展，都源自这片肥沃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重心。但随着资源的破坏、战乱的屠戮，北方每经一次动荡，积累的社会财富便焚荡一空。

从魏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开始，尤其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挑战，经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辽夏侵扰多年相峙和反复，直到北宋灭亡，终于完成了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的历史进程(但桑蚕丝织业的南移直到明中后期才完成)。

北方历史上的衰落也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毁灭

以年宋室南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式迁移至东南地区。也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完成了开发阶段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是中国地理格局最大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由元及明至清，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由缓慢而变为衰退，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由相对落后转为绝对落后。

江南成为富饶、繁荣、发达的代名词。现今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发展龙头，就是历史的延续。

但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考虑，行政首都必须要设在经济上衰落、军事上受威胁的北方，才能在地理结构上支撑起国家的半片河山，即所谓“天子守国门”。

（一个可堪类比的最近例子，就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从南部阿拉木图迁移至北部半沙漠草原的阿斯塔纳）

而到了现代乃至当代，地理条件更好的南方沿海地带发展速度更是快于北方。

像深圳和浦东开发，就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展，现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准发达地区。

北方原本就缺乏原生的现代产业。根本的经济发动机是中央政府自身。从国家总体区域看，解决南北均衡问题，是优化区域发展的需要。

而其中的重要抓手，就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需要京津冀的整体发展，带动北方腹地经济，连接南北经济版图，均衡全国布局。

从在现代条件下稳定和发展地处北方的首都圈这个角度，可能更好的理解“千年大计”的视野。

说完了宏观角度，下篇将转入具体而微的操作视野，谈一谈雄安新区的白洋淀、交通联络、功能定位和未来预估吧。

两天之后，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两位高层人士终于发声。

细度他们谈话的关键词，就会发现聚焦在“加快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之上。

本篇就来先谈谈生态与交通，为何将他们放到如此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

白洋淀是怎样一片水域

一瞬间，雄县、容城、安新一下子名躁天下，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这三个河北小县城的名字的确是第一次听闻。不过在其南边的白洋淀，相对来说知名度就高很多了。

这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湖泊，芦苇湿地风光秀美，被称为“华北明珠”、“北国江南”。

而相对于地方性的观光旅游，它真正能超出区域的知名度，是在革命文学领域。抗战时期的水上游击历史，催生了孙犁的《荷花淀》，穆青的《雁翎队》，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些红色文学作品。

但真正脍炙人口的，是因影视而出名的徐光耀《小兵张嘎》，浪里来浪里去的嘎子和他的伙伴们，已成为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某种意义上，张嘎子就是白洋淀的“形象代言人”。戏剧风趣引人的情节使得大部分人初步见识了白洋淀，但依然未能全面了解它。

这里是因海河诸多支流汇流而形成的平原洼淀。所谓“洼”，就是凹陷的地方；所谓“淀”，就是浅的湖泊。

地质考古发现，近一万年以来，随着气候变化、海水入侵、河流改道、人为干预影响等原因，白洋淀这片水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兴起、扩张与收缩的演变。

年，白洋淀水区上游的决口，形成九河入淀之势，其势犹如“汪洋浩淼，势连天际”，故改称白洋淀。

而在其周边，还分布着诸多小淀与草本沼泽型湿地，构成了水面和园田相间，沟河交错的特殊地貌。

在半干旱的北方地区，缺水问题突出，白洋淀这片水域的确是稀罕的湿地资源。

但几十年来，白洋淀却面临着生死危机。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上游工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大量需求，汇入白洋淀的9条河流来水量大减。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洋淀的年入淀水量为10亿立方米，湖面约平方公里。到了八十年代仅为2亿立方米左右，而蒸发量就有2亿立方米。

这就使得年至年连续5年干淀，湖面几乎消失，渔民改当了农民，村庄只能打井开采地下水过活。

这些年来，水利部和河北省每年都要花上几千万元，以每立方水好几毛钱的费用，跨流域从其他水库调水补给白洋淀，才避免了白洋淀完全干涸的命运。

今天，众多网上资料上还写着湖面面积平方公里（媒体用计算器算出来的所谓的60个西湖水面）；但实际上，这些年，真实的湖面基本维持在80-平方公里左右（20个西湖水面），水深维持在0.5-1米左右，蓄水不到1亿立方米。

特别是平时都把水存在上游水库，水深维持0.5米低水位运行，既能有效防止干淀又能维持白洋淀生态环境和淀区民众基本生存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保证夏季旅游高峰的景观用水。

工程手段拯救白洋淀

有人会问，不是有南水北调么？放水啊？

南水北调是经过保定西边的太行山麓，但多公里的南水北调主干渠，引来的是长江流域高品质的饮用水，成本也很高，河北段的调水价近每方一块钱。

你舍得把自来水往湖里灌么？

当然，南水北调年均分配给北京9亿立方，河北近30亿立方的水量，其中保定分到5.5亿立方。这样就可以置换出一些原先的本地用水，来补给白洋淀的生态水。

实际上，在南水北调的有力替换下，最近几年，从调水济淀的水量已由原先的每年万方左右，增加到1亿方以上。

这样，白洋淀水位逐年增加，平均水深逐渐增加到2米左右，雨季时甚至能达到3米，蓄水超过3亿立方。

另外，年底，还新开工了引黄入冀补淀工程。这项工程，将从多公里外的河南濮阳，调来黄河水，保持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在更高水平上良性循环。

与想像不同，由于调水线路相当一部分可以利用海河复杂的水系，工程量并不太大，总投资42亿元，预计今年主体完工，具备通水运行条件。

按规划，工程建成后，每年大约向河南农业灌溉供水1.17亿立方米，向河北农业灌溉供水3.65亿立方米，向白洋淀生态补水2.55亿立方米。（其中净入淀水量约为1.1亿立方米）。

这下一来，东西两路联动，白洋淀长期资源性缺水的状态、干涸消失的危机应该是过去了。

而在这个春天，白洋淀又迎来了“雄安新区”的千古机遇。也许有人会问，湖面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恢复到理论上的数据？更加气魄壮观？

笔者认为应该没有必要，白洋淀像一个又大又浅的“汤盘”，渗透和蒸发量大。湖面扩大则蒸发量更大，过于浪费。

毕竟整个华北地区都处于缺水的状态，其他地方也需要生态和生活用水啊。说的是京津冀均衡协调发展，而不是一方独大嘛。

预计未来白洋淀水面稳定在平方公里，水深2-3米，就能给雄安新区提供一个相当优质的自然环境了。

水是生命之源

而未来至少几百万人口雄安新区的饮用水源，则可能需要通过新建南水北调分渠，专门供给。

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背景，可能是很多人难以直接体会的。

相对全国人均立方米以上、南方地区更是远远超出的水资源占有量，河北的人均水资源总量仅有多立方米，和以色列的缺水程度相当。至于北京，就只有多立方了……

因此在有南水北调之前，北京长期依赖同样缺水的河北供水补给，才能维持城市功能运转。

这样，就能理解到年调水95亿立方的南水北调是一项多么重要的生态工程和民生工程了吧。否则华北地区只能依靠大量超采地下水维持，最终走向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

南水北调工程大大改善了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个省市的生态环境，推动中国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考虑年发展水平，如在汉江中下游适当做些补偿工程，保证调出区的工农业发展、航运及环境用水后，年平均可调出水量约亿立方米。视远景需要，可以从长江三峡引水，年引水量更加充沛，至少达到亿立方以上。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南水北调工程，在白洋淀地区建一座全新的、逐水而居、上规模上档次的新兴生态城市，是绝无可能的。

所幸，从年底开始终于有了。这是现代技术条件才能创造出的环境，也是为何现在才能启动的原因。

水乡水景和充足水源相得益彰，这在华北地区是相当值得珍惜和呵护的。

也正如徐匡迪所说的，新区开发建设要以保护和修复白洋淀生态功能为前提，白洋淀生态修复也离不开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改善。

要从改善华北平原生态环境全局着眼，将白洋淀流域生态修复作为一项重大工程同步开展工作。重点要优化京津冀的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环境治理标准。

交通是经济命脉

按文件的描述，选择雄安新区的一个原因，是这里“交通便捷通畅，现有多条高速公路、铁路”。

摊开地图，我们发现这片区域的公路交通夹在G4京港澳高速和G45大广高速之间，铁路交通也正是夹在京广和京九两条南北主动脉之间。

在东西横向的联系，公路有G18荣乌高速，铁路则有年底经历了多年波折终于开通的津保快速铁路，设计时速公里。

这是一条重要的联络线，在容城北设有白洋淀站，雄县北设有白沟站。

但这够了么？显然对于未来高等级的雄安新区来说远远不够，缺乏与北京的直接联系。

我们摊开已有的交通规划，就会发现有一条叫做“廊涿固保”的城际铁路即将开工，这是一条复杂的双Y型铁路，时速-公里，它将连接起北京南部与河北的多个节点城市，当然也包括白洋淀地区。

它将斜向穿越这一地区，设有白沟站、容城站、白洋淀城际站，并连接起保定和紧邻北京的固安，并且通往重要的北京新机场。

但是，出于种种复杂的考虑，“廊涿固保”与之相连的其他未来城际铁路网，并未直接连接北京主城区，而是将走向导向了北京正在兴建的通州副中心。

这在去年京冀地方政府交通部门制定规划的时候，的确是精心考虑的。

但在现如今，高层确立的“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未来要是雄安新区与北京主城区没有直接的高速交通连接的话，也太不方便了吧？

无需忧虑，还有后手。

在雄安新区东北方向，另一条暂时名为“京霸城际”的铁路也即将开工。

看上去，它似乎也是一条为北京新机场配套的城际铁路，但它不仅连接起新机场，还连接起北京西站。要把它延伸过来么？

当然会，而且必定会。而且，这条设计时速公里的铁路的真实身份还远不止城际铁路，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身份。

它其实是另一条高速铁路主干线——京九高铁的起始段。

未来，它还将大致沿着既有京九普速铁路的走向，一路向南，通往霸州、衡水、聊城、商丘、阜阳、九江、南昌、赣州、惠州，直抵深圳，成为又一条南北高铁主动脉。

历史的动荡与变迁

实际上，在修建京广铁路以前，从北京向南，经过雄县、河间府、冀州、大名府，跨黄河到达河南开封府；从开封向南，到陈州，过淮河和大别山，抵达长江岸边的武汉三镇，进而通往湘赣粤桂，一直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大通道。

雄县东南的瓦桥关，及其东北的益津关和淤口关，合称“三关（口）”，正是南北大通道上重要的关隘，宋辽两国曾在此多次交战。

到了清末，由于当时难以在黄河游荡河段架桥，这也造成京九通道的建设比京广晚了近一个世纪——于是短短几十年内，因铁路的巨大影响，郑县实现了对开封的逆袭，一个小村石家庄一跃而起最终替代了保定，华北冀豫两省的省会核心都发生了变迁。

这才构成了我们今日熟悉的华北地理格局与交通轴线。

高速铁路网——蓝色新线，红色待修，黄色规划

与此同时，由于京沪铁路的影响，白洋淀东南方向，曾经的“京南第一府”，与保定、济南、开封齐名的四大名府河间的地位也被沧州取代。

一个个水旱码头黯淡消失了，京九中段平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经济洼地。

而新的京九高速铁路沿线延伸重要的一站，必将是雄安新区。

预计它出霸州站后将拐向西南，在安新县东南方向设立雄安站。而设计时速公里的京九高铁在这北端一段，将成为雄安新区——新机场——北京主城公里距离上便捷连接的通道。

北京新机场不仅是机场，还将成为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轨道交通枢纽节

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硬条件。至于未来会不会又新增什么别的城际联络线、高速公路，只能说，可能性很大。

产业和人口导入是核心关键

生态很重要，交通要先行，但最终构筑起一座城市的，还是产业和人口。那么，在最后的下篇，会根据现有的资料，展望一下大家最好奇、最核心的问题：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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