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班琳丽

如果拿人作比，丽江古城是一位江南女子，商丘古城就是一位北方男人。唱丽江古城适合用丝竹、说吴侬软语；唱商丘古城务必用呼牙板、歌大江东去。

　　丽江古城是一座忘忧的城。烟雨葱茏中，古城多的是一份阴柔和清丽。瓦楞上滴落着碎雨，青石小街上浸润着水皮，呼一腔清新透了的空气，寻一间氤氲茶香的街边店，呷一口香茗，听一声吆喝，看三五人悠闲来往……有什么样的喧嚣不能远离？有什么样的遗恨不能抛却？

　　商丘古城是一座厚德的城。素云飞舞的蓝天下，古城站立成一位隐忍过磨难与坎坷、历练出气度与思想的男人，磊落坦荡，达观致远。所以能如此包容，如此庄严。走进商丘古城，你就走进了这位“男人”的注视里，在历史和文化中行走，在青砖和灰瓦间慨叹，在传奇和佳话中沉浸，在人情和风物里流连……有什么样的烈酒不能畅饮？有什么样的情怀不能敞开？

　　一直觉得，丽江古城在天上，商丘古城在人间。

　　商丘古城又叫归德古城，是笔者的家乡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座古城，掩映在天光、水色、绿意之间，五步一古迹，十步一胜景，一景一传说，一人一传奇。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绝非浪得虚名。

　　近年作为一名文化版记者，笔者特别殷勤地走进古城，带着目的，带着任务，在一次次翻阅古城厚如地层的浩繁卷帙时，在与行走在古城历史深处的人物对视中，在解读古城每一种文化符号的真实诉求后，心间总有一种情愫难以遏止。

　　这种情愫叫相见恨晚。

　　无论是在万家灯火中读他，还是在热烈的骄阳下躲进他的胸膛中，看人潮庙会一样熙来攘往，听吆喝唱腔一样百转千回，不免觉得自己是与他一道从遥远的某一个时刻并肩走来的知音，记得他的启程，见证他的悠久，认得他的嬗变，懂得他的沧桑，感叹他的坚毅，感动他的精神……

　　中国多古城，以风景见长的，以历史见长的，以文化见长的，以建筑见长的，以传说见长的，各具特色，各见千秋。但一城之间，占尽风景、历史、文化、建筑、传说等等特质的，怕还真不多。

　　商丘古城是一座。而且因了这些特质，时时洋溢出一城文化半城诗。

　　小城名流

　　一座古城端的能见证过多少人行走？有多少壮歌？多少悲歌？多少伤别？多少佳话？

　　人物是一座古城最为生动的历史胎记。很多时候，他的形象就是一座古城的鲜活画像，他的声音就是一座古城的时代强音，他的历程就是一座古城的人生截点。

　　历史上在商丘古城行走过、且产生了“中国影响”的人物，灿若星河。他们有些是地地道道的土著，有些是在古城留下了不可磨灭足迹的过客。

　　侯方域

　　侯方域在商丘古城的土著中，算“小字辈”，却是“中国影响”最宽泛最持久的一个人物了。

　　笔者曾以诗和文化随笔的形式写过这位英年早逝的侯才子，也在几年前计划过以历史小说的形式表达一个能在孔尚任《桃花扇》书脊上站立起来的侯方域，无奈忙于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圆这个遗憾。

　　侯方域10岁时大明朝廷不少名士们“无不引为小友，文名不胫而走”，14岁时人评价他有“天人姿，才大不可囿”，15岁离京回乡应童子试，府、县皆第一，17岁时代父草拟《屯田奏议》，广征博引，洋洋万余言。此后“天下争结交之”，他也因此由“侯才子”成为“明末四公子”。

　　当初读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丁帆教授的《江南悲歌》，该书称侯方域为“桃花扇底的卑微者”。笔者很为侯方域鸣不平。

　　一个马背上的部族叩开长城挥鞭南下，一群小人牵着一个懦弱的朝代逃亡，一介书生拍案投笔，欲把七尺的身躯投进大厦将倾的政治涡流中力挽狂澜。可惜一个人挽留不住一个气数已尽的朝代，如同一个人也阻挡不了一个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王朝。侯方域的拍案投笔挽留不了明王朝。他的仕或不仕也阻挡不了清帝国。

　　丁教授的理由应该是侯方域最终参加了顺治八年河南省乡试，并获副榜第一名，作为大明遗民，应是“失节”之举。“节”是什么？女人守住“贞”叫“节”，男人不背叛家国叫“节”。由此推断，只有像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才是一种可圈可点的大气节、大国魂。

　　愚！但侯方域不愚！他很明白，也很坚定。他是一个封建伦理中成长起来的公子，思想中有着很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观念，自然懂得什么叫“男儿气节”，自然不愿为后世留下话柄、笑柄，自然不愿为父亲和自己的一世清明抹黑。

　　至于为什么参加大清科考，二月河先生的“政治背景说”可谓中肯！二月河在他的《怎一个悔字了得》中说：康熙这个人是很深刻的政治家。他对降顺他的前明官员很不待见，另一方面为“网罗”汉民族的英雄才俊不惜动用政治手腕，敢不应举、出仕的，就让你获罪入狱。

　　明末遗臣中，侯方域与魏禧、汪琬被时人称为“国初散文三大家”，他的父亲侯恂做过大明户部尚书。清政府就把“请侯氏父子出仕”这个重于泰山的难题压在了时任河南巡抚吴景道头上。侯氏父子誓死不做“二臣”，吴便寻机治他们的罪。当朝的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也是归德府人，且与侯家私交很深，于是出手挽救。为让吴交上差，共商一计，以治侯恂的死罪威逼侯方域。一番挣扎后，为救父亲，侯方域不得已走进清科考场，以不答完卷抗示。尽管如此，清廷为在明遗民中制造影响，还是让侯方域中了副榜第一名。

　　侯方域是牺牲自己的气节，保全父亲的气节。而且中榜后坚辞不出，躲进他的壮悔堂，二结“雪苑诗社”，与“雪苑后六子”诗酒唱和，泼洒翰墨，著书立说，让一座城时时充满诗意。

　　35岁这一年，这位“国初三大家”之首的侯才子在他的“四忆堂”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书斋更名为“壮悔堂”。他悔什么？悔无功名？悔无建树？悔红颜玉陨？壮年而悔有多痛？我们倒可以坚信，无论侯方域的壮悔有多痛，绝不会狭隘到对一个女人的无限追悔。女人痛悔一定在感情，男人痛悔一定在功业。因为男人一生志在赢得世界尊重。由此推知，侯方域的壮悔一定是在家国高度上痛彻肺腑的追思与追念。

　　37岁，侯方域抑郁而终。

　　天涯去住竟如何，最是关情云雀歌；细忆姑苏好风景，青衫回首泪痕多。天涯去往，青衫泪痕，真的难以想象，有多少眼泪能稀释这位倜傥才子的壮悔之痛呢？

　　沈鲤

　　在商丘古城土著中，在中国汗青史册上，沈鲤算是一位老资格的忠臣了。

　　胡适之说过：历史是可以任意涂抹的女孩子。意思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工、增删、立体化的结果。这显然不是一个悖论，笔者却不愿完全苟同。

　　随着对沈鲤“采访”的深入，笔者发现，人们的确将一些历史“盲点”立体化了，而且大肆粉饰，光芒夺人。事实是，一些历史“亮点”因为人们的无视或曲解，最终被淹没在时间厚厚的烟霭中，静静地等待重提，或者一任深埋。

　　历史无言，她不害怕后人的评判，甚至期待后人公正的审判。这正是历史的可贵之处，作为“前车师、后车鉴”，她唯有希望成为你我前行中的教训，要么是借鉴。沈鲤是我们的借鉴，这一点毋庸置疑。

　　沈鲤死后被万历帝谕为“伊洛真儒，乾坤正气”。一生方严刚介，与大明王朝不同流，不合污，这样的礼赞，沈鲤担得起。

　　沈鲤为官50余年，“方严刚介”之举被同事认为是“迂”。可他的“迂”实在“迂”得可爱，“迂”得笃定。

　　沈鲤拜礼部尚书前，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期间，首辅张居正有病歇在家里，满朝官员为讨好买巧前去探望，并谋划为张设坛祈祷。唯独与张一向交好的沈鲤不去凑热闹。沈鲤自有沈鲤的道理，某个官员病了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有交情的同事拎着礼品探望也无可厚非。可一旦那人位尊权重，有没有交情的都一窝蜂跟进，还要大张旗鼓地设坛祈祷。显然，这已经不是那位官员病大病小的问题了，而是一窝蜂前去探病的人各个思想里落下不可告人的病灶了。一旦群体爆发，将很不利于“政风”、“行风”建设。沈鲤是将国家置于心，他的谋虑已超越个人情感，是担着背黑锅的风险，坚决不同流、不合污的。

　　对一朝的首辅如此，对一朝之君万历皇帝，沈鲤同样不愿意让自己爱戴的国君有失国格、国体。万历皇帝爱钱，更爱珍宝，曾经为买进一颗宝珠花银两千万两。见万历喜欢珠宝，多半朝臣纷纷为他捐俸，并自以为得意。沈鲤很愤怒，面对跟风也建议他跟风的官员，他扳起面孔。这还不算完，沈鲤又赶紧进宫面见万历，奏明道：“圣上喜欢什么是小事，而传播出去可就成了大事。臣民纷纷进献，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岂不有损圣德？”

　　沈鲤赤心报国，一身乾坤正气，纳忠论奏又无所避，因此也遭到当朝不少权贵们的怨恨，到万历面前告沈鲤黑状的不乏其人。久而久之，万历皇帝也开始对沈鲤不信任了。在沈鲤57岁那年，他最终还是放沈鲤告老还乡。

　　沈鲤这一去就是14年。

　　而在这14年里，沈鲤并没有赋闲在家，而是上书万历，为民请命，先后奉旨修筑了两道大堤。一道西起荥城（今荥阳），东止洪子湖（洪泽湖），全长余里。另一道北顶东西黄河大堤，南由归德古城北城郭外向东南方向，经会亭驿（今夏邑会亭）至永城曹家洼，全长余里，后人称为“沈堤”的分水区。由于修筑了这两道大堤，“河南州县始免冲决”。

　　笔者多次站在商丘黄河故道的大堤上，面对如此宽阔、流长的故道，想象年前一切皆要肩扛手提的落后年代，那会是怎样壮阔的场景：成千上万的民工，熙熙攘攘，往来穿梭，不舍昼夜，战天地，抢工期，热情高涨。一位身形消瘦的花甲老人脚步健朗地穿行在灰头土脸的人群中，不时躬身搀扶，或认真倾听，鞋子上沾满泥泞，儒雅的长衫时常被汗水浸透。

　　“三宋”

　　“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自古，商丘归德古城就是一块风土吉壤，人杰地灵。历史上有“三苏”、“三曹”，其辉光照亮的不止是中国文坛，还有中国政坛。商丘古城有“三宋”、“三侯”，其文学虽不如前者声名显赫，但在中国政坛上，其“清名”却不输于他们。

　　归德“三宋”指宋纁、宋权、宋荦，在明清政坛上，他们均是举足轻重的朝臣。

　　与沈鲤一样，“归德四尚书”之一的宋纁也是一位殚精为国、廉政为民的人物，今天大江南北多地建有“三报祠”，三人除包拯、海瑞外，另一个就是宋纁。“君子之为学也，将以成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行必信，言必果。无论是求学还是为官，宋纁无不把“家国”和“百姓”视为自己一生的己任和终极关怀。其一生正是这样：其人品刚直、沉静，富有胆识，宦游30余年，家无姬待，只有老仆数人；其官品廉政、尽职，在朝中议事一丝不苟，政见不一时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70岁宋纁死于任上，灵柩被送往故里商丘，公里的沿途中，士、农、商、贾夹道迎送，焚香哭拜。

　　宋权是宋纁的侄子，是明天启五年进土，大明的贤臣。在李自成与清军的双重钳制下，崇祯帝吊死万寿山，一时，千千万万的大明遗臣均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以及如何生、如何死的艰难抉择。历史见证的不仅仅是一段朝代更迭，而是从混乱到有序的帝制嬗变中，大明遗臣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大明骨，大清肉”。这其中就有宋权。宋权是在大清答应他“减税赋、宽兵役、慰农耕”的先决条件下才心有不甘地登上清朝政坛的。他的《清史稿》中有传，大概字不到，有多字是写他顺治元年的事情。明清两朝的政绩表明，作为“大明骨”，他忠心耿耿，作为“大清肉”，他力荐武将文臣，同样清殚精竭虑。从明朝巡抚摇身一变为大清大学士，大清宰辅，这就是宋权在这场历史演变中的华丽转身，这样的转身多少带点传奇色彩。不过，大丈夫一屈一伸之间，骨头的硬朗始终是其人生演绎中一脉贯之的动人情节。

　　古城“三宋”中，宋荦远不及宋纁、宋权官做得大，但远比他们做得潇洒。宋荦，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10岁能骑烈马，13岁通声律、书法，14岁被顺治招为三等侍卫，15岁经考察第一应授通判，其父宋权借口他年龄小不谙政事，命他回归德府读书，其时他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康熙三年，宋荦官做黄州通判，后升江苏巡抚，被康熙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官至吏部尚书。然而，宋荦官做尚书，却非“试而优则仕”。顺治十四年和康熙二年，宋荦两次应顺天乡试，前一次不中，后一次因病未应考。康熙三年，宋荦才在父亲功勋卓著的光环下进入仕途，始做黄州通判，因此得名“宋黄州”。康熙四十七年，宋荦因年迈体衰，请求辞职回乡。康熙五十三年逝于商丘，享年80岁。宋荦精通典籍，熟悉掌故，诗文很受时人推崇。他既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和文物收藏家。宋荦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同时代的人以得到他鉴定过的书画为荣。他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给他题写的墨宝。他的书画至今网上有卖。宋荦是商丘古城历史掩埋中一块最令人回环遐想的“金子”。至今，在八关斋的珍宝馆里，还保留着几块康熙皇帝赐他的匾额碑刻。古城北城门城墙上镶嵌的两个字“清德”就是康熙题给他“清德堂”残留部分。宋荦一生官位显赫，虽身处权利核心位置，却能善始善终。康熙皇帝曾经赐诗“久任封疆事，苏台净点尘”。这样的评价，他当之无愧。

　　“三侯”

　　商丘古城“三侯”指侯恂、侯恪、侯方域。

　　在古城人眼中，侯恂多半是一位不近人情的封建卫道者。拆散侯方域与李香君之间的爱情，等于撕碎了全天下的人们渴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情结。侯恂棒打二人，触怒的却是众人。而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做到户部尚书的侯恂，是一道忠实践行“大丈夫处世兮当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血肉防线。党羽之争中，作为东林党人，他不畏强权，与魏忠贤的斗争一度让他与父亲、弟弟三人同遭罢官。但他不改其志，不懈讨檄，直到阉党沦为阶下死囚。侯恂，字若谷，号六真，与弟弟侯恪同举万历四十三年举人，同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山西道御史、河南道御史、太仆少卿、兵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他为人中正，为官清廉，但仕途坎坷。在任上时，他不懂附会权奸，屡遭陷害，曾两次入狱。然而，他不屈服，不动摇，对明朝旧主依旧赤胆忠诚。为国家社稷，他自己做到了鞠躬尽瘁，同时为朝廷力举贤能。

　　大清立国，因为侯恂与儿子侯方域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清廷很想借助他们的威望，拉拢汉族的读书人。时任河南巡抚的吴景道受派到归德府请他们出仕，他们父子誓死不做“二臣”。之后一起归隐家中。侯恂卒于清顺治十六年，年，终年七十岁。五子方来、方夏、方域、方任、方策均先亡于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世事洞悉的侯恂却始终想要借一己之力匡扶社稷。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量的，颐指气使的大清帝国却没能拗得过一个手无束鸡之力的文官侯恂。

　　但侯恂的“气节”，是儿子侯方域牺牲自己的“气节”换来的。

　　“雪苑六子”

　　商丘土著名流中有个人，也有群雕。在中国文学史上，商丘有两大史诗性的文学景观，引天下文人竞相折腰，心向往之。一个是三百里梁苑，一个是雪苑诗社。

　　枚乘、邹阳、司马相如这几位开启汉代大赋先声的“元老”级人物，他们文人的梦想与文学的辉煌，正是今人对三百里梁苑繁华荡尽、厚重依旧斐然的历史重温。当年李白去京仿古，寻至梁苑，凭吊感怀间，突然想放慢不羁的脚步：“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沈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客居十年，醉吟梁苑，诗仙留下的是“黄金买醉”的狂态，更是不见“宫阙安在”的痛惜。时至今日，这种痛惜千百年来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心中，已纠结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根植，却再无从慰藉。

　　梁苑称“雪苑”，始于宋代文学家谢惠连的《雪赋》。谢惠连与李白一样，慕名寻至梁苑旧址，其时大学纷飞，触景作《雪赋》。归德人侯方域同样仰慕昔日梁苑的文学风景，加上钦佩谢惠连的才气，便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年)与乡人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徐作霖、张渭组建起“雪苑社”，此为雪苑“前六子”。崇祯十五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归德府，侯方域、贾开宗逃脱外，其余四人均被杀害，明一代雪苑诗社遂告终结。清朝初年，侯方域同贾开宗又联络宋荦、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六人重修雪苑社，此为雪苑“后六子”。集结宴会，评点诗文，广结名流雅士，他们借雪苑诗社将中原一度打造成为大江南北众多文人心目中的一处胜地。

　　雪苑诗社毋宁说是三百里梁苑的一次浴火重生，不同的是，三百里梁苑在庙堂，雪苑诗社在草根。而二者的辉煌，均属于商丘古城。

　　因有他们，这座古城时时洋溢起一城诗意。

　　颜真卿

　　今年是商丘古城地面遗存明清建筑年纪念年。年间古城往来过多少过客？其中又有多少人将心血、梦想碑刻一样留存在这里，任时间老去，却经久弥香？

　　要用怎样的一把尺子，才能丈量出一个“德”字的厚度？年归德古城难以忘却的过客，张光直是一个，颜真卿也是一个。一件“绝作”成全了一座城在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再难超越的高度。

　　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代表一个高度。脱去“书圣”的外衣，他同样代表一个做人的高度。

　　自唐代一千多年以来，能够成为童蒙学书的正宗范本的，莫过于颜真卿。在唐代出现了中国古代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书法高潮。站在这个山峰之巅的，就是颜真卿。颜真卿是一位文人，是一位骨子里激荡着乾坤正气的官员。他为官清廉，达到家里无米下锅的境地。他为官不懂阿谀奉承，常被贬在外，却能在朝廷需要时挺身而出。“安史之乱”时他高举义旗，为平定祸乱立下头功；公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他前去劝降，面对李希烈的威逼引诱，他不为所动，两年后被李缢死。

　　颜真卿遗留给归德古城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石碑，以其晚年真迹被康有为赞为“绝作”。?这同样是一件“孤品”，它让一场盛会成为古城心头最为动情的一抹记忆，它成全了一座城令众多历史文化名城难以望其项背的景观厚度和人文高度。

　　归德古城这座深藏于中原这个中华民族核心古文化圈内的一块璞玉，如同一部由五千年苍茫岁月一挥而就的浩繁卷帙，每一个人物，都折射一段中华民族的特定历史，他们是炎黄子孙的仰望，更是归德古城取之不竭的人脉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个“德”字的厚度无法丈量，而每一位“德”归古城的仁者，自家人也好，过客也罢，他们义薄云天的作为将成为我们的借鉴，他们厚德载物的人品将成为我们的航标。

　　张光直

　　古城一定会记得一位已作古的老人，他奔忙的身影已经在古城的历史中定格，他坚定的足音至今在古城的生命中回响，他睿智的目光始终想掘开厚厚的地层将一个叫“早商”的断代大白于天下。历史的掩埋究竟有多深？离世前他仍然痛惜地感叹：“商丘地下有宝，不探出来，我心不甘啊！”

　　他就是张光直，台湾省台北县人，年生于北平，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曾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为“华人之首任”。他重大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早期文明、商代文明、中国青铜器时代等。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等书，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圣经”，至今无人取代，被誉为是“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国放在美国人类学意识的地图”上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典范分析。这也正是他能与商丘结缘的契机之一。而且他对于中国考古的一大实质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商丘宋国故城遗址。

　　商丘古城会深切记得这位老人，记得他瘦弱的身躯，记得他满头的白发。历史可以有国界，但文明可以突破国别。因此说，他的梦属于考古，同样属于人类；他的人格精神属于哈佛，同样属于归德古城。如今，这位考古界的巨子虽已魂归天国，但对于“商丘”这座城的探索、发现，他或许还没放下吧？

　　李香君

　　李香君之于商丘古城，是一个影子。她是侯方域人生的一部分，因此成了古城难以剥离的一种历史符号。由此说她到没到过古城，再言辞凿凿的争论都没有了意义。

　　笔者曾经听一位商丘人咬牙切齿地说起李香君：“就一个妓女，我们还争她来过商丘，牙疼！”真的是这样吗？一位纯粹的妓女，一位风尘女子，何以在如此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活”得那么经久？

　　中国散文大家林语堂先生，抗战初期曾为悬在他书斋中的李香君题诗一首：“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气义照耀千古，羞杀须眉汉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教我知所管制。如今天下男子，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当今这个天下，都是骗子贩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文字诙谐、散淡，于一种对当时国民党惰于抗战的愤慨中，洋溢着对一个柔弱女子的虔诚礼赞。

　　在那样一个社会，李香君的命运不握在她自己的手里。但她在一个艺妓所能具有的命运中，不懈挣扎，顽强抗拒，坚贞表达，她的贞，她的烈，她的明辨忠奸，她的坚定义举，哪是随便一个风尘女子就能够拥有的高度和气节？李香君人格和思想的干净，抵得过当今任何一位沦落风尘的“幽怨”女子，甚至抵得过当今不少沉醉在美好生活中的幸福女子。

　　她不是一位俗女子，古城绝不会因她的香艳失色、失重。为国也好，为情也罢，一个不屈的女子不惜血溅素扇，那妍开的桃花，无论选择哪个视角看，都理当永开不败。

　　一城文化半城诗（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商丘古城该是怎样的一方风土吉壤？中华上下五千年史诗般的文明进程中，一座小小的城，不仅没有缺位过，而且至始至终立体地呈现为一条清晰、坚韧而又无比活跃的历史生长线，而且成就过那么多个不胜枚举的伟大灵魂！产生过那么多次难以罗列的历史嬗变！创造过那么多项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遗留下那么多处追思先贤的古迹名胜！

　　商丘古城可谓一个奇迹，一个叠压着中华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奇迹。

　　如同一位底蕴深沉的智慧男人，商丘古城的潜质在于，它是一笔宝贵的建筑财富、文化财富、经济财富以及精神财。因其承载着商丘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沿革，记录着商丘文明一路走来的艰辛、梦想与辉煌，一如奥运会为北京留下的鸟巢，深圳的“世界之窗”，武汉的长江大桥等，其已成长为一张拥有独特文化涵养的“商丘国家形象名片”。

　　一直以为，商丘相对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泱泱历史，相对于她已知的文化遗存和已知却依然封存在历史文献中的史料符号，她仍是一个谜。她的神秘仍将驱使史学界、考古界、文化界心怀虔诚、心向往之地探索、发现、揭秘。

　　不过，我们现在已能清醒地看到，作为一笔建筑财富，她如此价值丰饶；作为一笔文化财富，她如此波澜壮阔；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她如此影响深远；作为一笔经济财富，她如此商机无限。

　　名胜古迹

　　如果说一个个人物是一座古城最为生动、闪耀的醒目“诗眼”，那么一处处古迹则是一座古城最为坚韧、经久的成长“光点”。而它们均是上天和历史留给人类的温情眷顾。

　　商丘古城多历史遗迹，五步一古迹，十步一胜景，星罗棋布，密集散落。它们不仅记录着五千年来商丘这座城市历史的沿革与嬗变，而且见证着不止一种中华源头文明的肇始与延伸。

　　燧皇陵有一种设想很幼稚：如果现在依然没有火，世界会是怎样一个样子？不敢说社会会停滞在哪一个阶段，但决不会出现有当下的文明进程、人类觉悟。万物之源是水，文明之源是火。

　　人类对火的起源，犹如对生命的起源一样充满好奇和探索。西方有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东方有钻木发明圣火给人类的火祖燧人氏。普因盗天火给人间，日日要被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承受一只恶鹰的凶猛嚼食。他多的是一种英雄气，一种惨烈的悲壮。

　　火祖同样将圣火带给人间，钻木取火，让人类不再茹毛饮血，让蛮荒一片葱茏盎然。他多的是一种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智慧，一手拉开史前文明序幕的气魄。他更像一位头顶天脚踏地的父亲，目光永远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温情。

　　《归德府志》记载：“燧皇陵在阏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氏葬处。俗云土色皆白，今殊不然。”这就是历史吧，很多极为宝贵的东西被无情岁月风化掉的，文字会让这些“遗迹”重现、永存。

　　年年初，商丘燧皇陵被确定为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华夏文明之火”圣火火种的采集地。借此际遇，商丘市政府果断决定对燧皇陵再次扩建规模，为十运会采火仪式作足准备。得以二次扩建的燧皇陵才凸显了今天的雄伟壮观。作为华夏文明之火的诞生地，这儿已成功举办多次取火仪式。像“黄河之旅”首游式取火、河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取火、第十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华夏文明之火”取火等。

　　党和国家原领导人李德生、钱伟长、伍修权等曾亲笔为燧皇陵题写“华夏第一火种”“中华第一火种”，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彬为燧皇陵题词“华夏文明之光”，中科院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专家委员王大有的题词“人类文明之火”。

　　历史记载，在推动文明进程中，燧人氏不止是钻木取火这一大贡献，他还创立了结绳记历，确立了天地之中心——中原，发明了中国第一姓——风姓。燧人氏的创造和贡献，让史前的商丘，成为一块文明向八方流淌的高地。同样，今天的燧皇陵依然是一块高地，一块供华夏子孙心怀虔诚、无限感恩的精神高地。

　　燧皇陵作为燧人氏长眠地，它不只是商丘人永恒的守望和福祉，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永恒的守望和福祉。

　　燧皇陵作为归德古城的一处辉煌景观，它不只是商丘历史的荣幸和骄傲，更是古城文化的荣幸和骄傲。

　　火神台台，称得上中国古代最独具风格的建筑了。小小一方高台，似乎浓缩了天下所有建筑智慧的精髓，或干净或博大或不可告人的故事，流芳或遗臭，似乎都是那么经久。

　　然而，相对于阏伯台，各种名目的台，如曹操的铜雀台、商纣王的鹿台、吴王夫差的姑苏台，就连南京的雨花台，总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缺失。虽然各有历史，各有故事。

　　现存阏伯台被专家誉为罕见的高台建筑，别名火神台、火星台、商丘，在商丘古城西南三里，“台高八十尺，周二百步”，毗邻燧皇陵，为元代建筑。作为距今4多年的一处观星台遗址，它比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洛阳建的灵台，还早上多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观星台。

　　眼下，这里常年依旧香客云集，游人不断。自古以来，规模盛大的阏伯台庙会，每年都吸引着千万商丘周边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群众，特别是商汤子姓的后裔宋、孔、牛、殷、汤、华、梅、诸、肖、林、邓、武、皇甫等姓的子孙，怀着对祖先无比的崇敬心情，前来朝台进香。

　　这是一种皈依！这是一种薪火传承！

　　历史表明，存在是因为能够永恒。的确，至今还没有哪一座台，能像阏伯台的存在一样，既具有极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更具有极深厚、广博的人文和精神价值。历史上它是一颗昭示人类成长的醒目胎记，文化上它是一块见证文明开端的活化石，建筑上它是一方聚日月星宿之灵气的经典景观，精神上它是一处开启苍生四方皈依的“朝台”圣地。

　　宋国故城一座城浮出历史的水面，这是人为的邂逅，也是城本身愈垢埋愈闪光的魅力使然。

　　远渡重洋来跟宋国故城邂逅，让一座城重现天日的这个人，是张光直。如同新大陆在哪儿存在，存在了多久，只为哥伦布而“生”一样，似乎宋国故城只为一个叫张光直的人而默默地等上几个一千年。

　　当年，张光直一手促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宋国故城遗址在今归德古城（明代所建）沿东城墙向南、沿北城墙向西推进的位置，面积约10．2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古城要大上10倍之多。据商丘资深文物专家阎根齐描述：“宋国故城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西墙长米，东墙长2米，南墙长米，北墙长米，外城周长18公里，面积约10．2平方公里。夯土筑成的城墙剖面为梯形，高10—11米，夯土层厚8—20厘米，有5处城墙缺口。城墙上窄下宽，最宽处有30多米，用黄色土掺拌螺壳、料礓石夯筑而成。”

　　宋国故城起初是周初宋微子的封国之都，是当时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此后传到了宋襄公，经济和国力的强大，让宋国成为中国古代春秋五霸之一，成为周代历史上一个雄霸中原的诸侯强国。

　　历史上，无论是“宋国”还是“宋人”，都是很叫得响的名字。“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疆域一度东到徐州，南到皖宿州，西到商丘西部，北至山东菏泽、定陶一带，跨苏、鲁、豫、皖四省，号称“五千乘之国”；“宋人”多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中出现，像守株待兔、拔苗助长、朝三暮四、鞭长莫及、尔虞我诈等。虽然多以被嘲讽的姿态出现，但抛开思维定势，另辟一种思考蹊径，会得出怎样一个结论呢？

　　当初著名作家张宇写《守望中原》，军旅作家张向持写《解读中原》，为什么守望？为什么解读？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中原一有风吹草动，就那么容易成“靶子”，成“千夫指”，根儿在哪里？再推而远之，当初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为何自言“丑陋”？又真的就是“丑陋”？即便就是“丑陋”，根儿又在哪里？当思维换了一个方向，哪怕稍稍偏离自己的认知习惯，那目光窥探出的“小”是他人的呢？还是自身的？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思想？“靶子”和“千夫指”都是一种聚焦，如果不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终结，那一定是一种风口浪尖上的瞩目。宋人十恶不赦吗？中原十恶不赦吗？中国十恶不赦吗？那只能是一种瞩目！然而，受瞩目是需要有一种高度的。

　　有目共睹，中国的高度在于她日渐强大，中原的高度在于她历史上是中国之中、目前正日渐崛起。而宋国、宋人的高度在于什么？研读历史不难发现，宋国的高度在于它是仁义之邦，宋人的高度在于它勇于文化自嘲。

　　历史教科书中著名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严守“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不肯乘敌“半渡”、“未阵”而击之，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耻笑。就连毛主席也评之为“蠢猪式的仁义”。先退一步说这就是愚蠢可笑，当初日军将战死的张自忠将军遗体掩埋一起膜拜、后为避免伤到将军忠骸停止空袭一日，看后心会怎样呢？在西方神话中，双方恶战，但一方请求掩埋尸骨，另一方就会以此休战，何时再战，双方商榷。日军可敬吗？战争只有胜利吗？人或许可笑，仁义不可笑！

　　宋国故城起初是宋微子的封国之都，宋微子的仁义让天下动容，其都城怎会不是一座仁义之城呢？到了春秋五霸的宋襄公，虽身死为天下笑，但其仁义怎会不是一座城的品质呢？

　　再看守株待兔、拔苗助长、朝三暮四等成语典故，很多就是出自庄子、墨子等宋人的“编排”，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文化大国的文化自嘲呢？

　　应天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属于应天书院，但应天书院不属于范仲淹，应天书院的辉煌照亮了范仲淹一生，但范仲淹的辉煌只是应天书院的一篇华章。

　　想想，“应天”这个名字真可谓一词藏海。四大书院均以地名命名，嵩山书院以嵩山命名，岳麓书院以岳麓山命名，白鹿洞书院以白鹿镇命名，应天书院以应天府命名。同样是地名，但就能有所不同。之于它们，应天书院首占一个“天”字，而且是“应天”。

　　应天何意？一个词不再仅仅于一个词条的话，那要怎样解读？怎样的解读才能全景式还原这样一座书院，曾经的艰辛，曾经的沧桑，曾经的尊贵，曾经的辉煌？怎样的诠释才能尽致地表达这样一座书院，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文化，千年的积淀，千年的经典？

　　“应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伏羲时期的《简易道德经》里：“推天说：一无天，二少天，三常天，四顺天，五应天，六违天，七采天，八取天，九纳天。”这是太昊伏羲以简易图推理出的天象。从一切顺天发展到应天，表明人们思想的进步。“应天”意思是“响天”，这是一种人心虔诚，即便为生活，也不违背天的想法。历史实践表明，“应天”并非迷信和伪科学，不是逆自然、逆潮流而动，而是一种“顺应天时”“响应天意”的智慧之举。

　　一座书院虽“委身”商丘，却拥有国家概念及国家意志。这不仅仅因为范仲淹的光环笼罩，更是应天书院自身的魅力再现。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其凸显出来的地位和价值，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有思想上的，文化上的，以及学术上的，而且是教训，是借鉴，更有反思，有启示。

　　当前，嵩山、岳麓与白鹿洞三座书院都已成立国家级基金会，运用世界力量进一步发掘自身魅力，拓展自身影响力。在这方面，应天书院起步晚了。但与之缔结书院联盟，携手打造国学大讲堂，这位“老大哥”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

　　前不久，天安门广场东侧立孔子像就是一个信号：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信仰载体，终究要从文献、典籍中搬到历史的前台上来。到那时，四大书院就是搭台表演的最好地方。而作为“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责无旁贷。

　　归德府文庙天下有多少个文庙？据说，早在18世纪，继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兴建文庙后，欧洲、美洲等西方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文庙。海内外文庙曾一度发展到多处。目前仍尚存多处。

　　文庙本身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史书，只是时过境迁，它们的职能已弱化为儒家礼教精神的物质载体和文化胜景，或沉入灭寂，或成为旅游热宠。

　　记者一直在思考，在各地遗存的众多文庙中，它们几乎同一个名字、同一张“面孔”，求同存异，它们一定还各有各的历史沿革、建筑物语以及文化承载吧？较之于全国各地的文庙，归德府文庙独特的文化物语又是什么？

　　实践表明，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流，从未中断，延续至今，它不仅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而且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光荣和启迪。如今，孔子学院已在多个国家建立，孔子不仅已成为中国“地标”式的文化人物，且已被世界人民深深接受。

　　诚然，商丘作为孔子的祖籍地，这位圣人是在其青壮年时期多次还乡祭祖、讲学、游历，而和全国各地的文庙一样，归德府文庙亦是在孔子离世多年后兴建的。由此断言，两者似乎无有任何的文化牵系。

　　其实不然。这恰恰是一种文化基因，由此而嬗变成一种无形坚韧的文化牵系，深深根植在商丘这块风土吉壤中，成为古城，尤其是归德府文庙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物语。

　　商丘归德府文庙，是目前海内外幸存多个文庙中的一个。当年，归德府文庙及其西侧的明伦堂不仅是明清两代尊孔祭孔的活动场所，也是举行府试的地方。明清两代诞生的多名归德府籍进士都是在此处考试，通过了院试的第一关。这样的辉煌与荣耀，是不是也是一种特别的承载？

　　侯家大院继《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影视剧的热播，各地“大院”一时层出不穷，而且很快都搭上了旅游的顺风车。

　　“大院”意为豪门、侯门、大宅门，说“侯门一入深似海”或“华灯照宴敞豪门”，意思大致无二，指大宅门家的门槛高，难迈，更难融入其中。

　　当年，商丘古城内的侯家大院，无论是侯恂的尚书府，还是侯方域的壮悔堂，虽有一条路中间隔着，但作为门脸相对的前后院，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侯门了。

　　曾经，范冰冰坦言她就是豪门，所以无所谓嫁不嫁豪门。事实上，当初红极秦淮的李香君也可以是豪门，只是她没往那个方向上经营自己。虽然流落风尘，而她仍然只想像个通俗女子，拥有通俗女子的爱情，然后执子之手，生儿育女，过平凡人家的安定生活。命运让他遇见了侯方域，而且最终将她一把推进了侯门。

　　她获得了爱情，为爱而来，带着爱而去，轰轰烈烈，生死不渝。是谁不容她？不留她？一道侯门吗？一座大院吗？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门掩黄昏，无计留春。憔悴为谁？凋零为谁？为无可奈何吗？为家长专制吗？显然都不是。一道侯门挡不住的爱情，一座大院也无法将其埋葬。然而，表象却是，一道侯门最终将一个人逐出了一座大院。

　　或许，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历史是无能为力的。但它终究要教会我们：揭开表象，你就能看清实质。

　　实质是，一道侯门与一座大院，都只不过在为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挡箭与遮羞而已。这种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一张封建伦理的网！

　　历经白云苍狗，历经沧桑流变，侯家大院依然庄严挺立，那么完整！那么气派！一道侯门走出了那么多位赤胆为国的忠臣良将，一座大院书写了那么多篇指点江山的惊世华章。

　　网破了，没能冲破锁链的爱情，最终成了千古绝唱，随风而逝。梦想与文化不会破，一道侯门一座大院都留了下来，不腐朽的就能永恒。

　　帝喾陵树有根，人有魂。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行万里，认祖归宗。

　　叶“零落成泥碾作尘”，归于根就回到了家。同是“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我们，那个同族同宗同亲缘的家在哪里？有一个人能回答我们，那就是帝喾；有一座陵能告诉我们，那就是帝喾陵。

　　帝喾(kù)，姬姓，黄帝的曾孙，传说“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为中国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根基，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而事实是，帝喾只有一个，帝喾陵却不止一处。

　　自社会似一步跨入文化消费时代以来，一个由文化焦虑和文化恐慌引发的名人之争现象，如同一台情节雷同的大戏，你方唱罢他登场，无休无止。帝喾也不例外。

　　目前国人认可的帝喾陵有两处，一处是商丘高辛镇帝喾陵，一处是安阳内黄县的二帝陵。近年来，在海内外华人华侨争相认祖归宗的大潮涌起时，内黄县二帝陵相关文化活动“动静”一直很大，商丘帝喾陵这边却稍显“低调”了。原因何在？商丘和内黄两地各与帝喾以及帝喾陵的历史渊薮又在哪里？

　　尘埃可以落定，似乎历史很难窥视。但最终戏要落幕，曲要散场，一如再残酷的竞赛也要有结果一样，艰难胜出的一方，除了实物遗存、文献佐证外，必定还有一个，那就是智慧。智慧是文化消费时代的“罗盘”，是“核能”。智慧在文化消费中的一种表现，就是文化创意。青蛙跟牛比庞大，只能甘拜下风；跟牛比小巧，必定稳操胜券。

　　如今，名人之争的大戏随着文化经济越来越深入人心而貌似已经过气。其实不然，暗地里依然较着劲。就看谁先掉劲了，最终谁先浅尝辄止、止步不前，谁就是发展大潮中的最大输家。

　　因有燧人氏和帝喾，商丘古城特别像一棵深有年头的参天树，“枝叶”繁茂地伸向蓝天，四通八达；“根系”深深扎进地层，时时触摸得到地球的心跳。

　　是的，这繁茂的“枝叶”就是古城人以及从这块厚土源源流向海内外的“古城赤子”；这发达的“根系”就是古城坚韧的根文化，或者称姓氏文化、宗亲文化，是今天的古城跟世界拉起手来的丰厚人脉。

　　民间传说

　　一个地域的民间传说有多丰富，她的历史和文明就有多古老。商丘是一个多民间传说的地方，像钻木取火、嫁女盘瓠犬、玄鸟生商、相土乘马、王亥服牛、相思鸟与连理枝、月下老人等。

　　这其中，“玄鸟生商”最为商丘人津津乐道，妇孺皆知。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般的民间传说，生动地表达着商丘的历史起源，以及商丘祖先商祖的鸟图腾崇拜。

　　图腾是一种崇拜，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种心灵与精神的皈依。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数千年来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崇拜，如同天上之来的黄河水，滔滔绵延，奔腾不息。龙超自然的能力，象征着中华民族善于创造人类伟大文明的卓越智慧，龙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一往直前的博大精神。

　　“玄鸟”是商祖的图腾，也是目前商丘这座古老而又年轻城市的象征。如今在商丘，玄鸟雕塑随处可见。最醒目的两处，一处在国道环岛，一处在作为商丘地标式建筑的华商文化广场，“三商之门”的门顶上均雕刻着状如起舞腾飞的玄鸟，寓意为“玄鸟生商”。作为一个城市有史以来的演化结晶，它高度概括了“三商”形成、融合、发展的历史，高度浓缩为一种奋发向上、坚韧刚强和善于蓄势腾飞的伟大精神。

　　然而，事实却是，眼下以玄鸟为城市图腾的不止商丘一个。究竟是历史的混乱？是又一种因文化经济而衍生的发展焦虑？还是上古时期因“三商”的辉光福泽四海而遗留的历史问题？

　　我们由《诗经·商颂·玄鸟》中“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的句意中也不难理解，当初的商祖契及后来的成汤、王亥、武丁等，无论是其武力征讨，还是商业文明的远播，其“仁德”都曾让“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自然，“四海”臣服于商，在还没有形成各自图腾崇拜的情况下，便也以商之图腾为部族图腾，以“玄鸟生商”为部族起源，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商业的远征，给予当时民族融合一个最大的可能和契机，这层意义是划时代的。

　　商丘是三商之源，商祖之源，商人之源，商朝之源。契阏伯封于商，商部祖诞生。至王亥服牛，商人的远征让商丘很快成长为一块肇始商业文明的精神高地。至成汤灭夏，商朝建立，商丘由此成为一个强大帝国频繁迁徙的历史开端。

　　探究这一切，“玄鸟生商”的民间传说可谓一块生动的“活化石”。

　　文化产品

　　自接过京九晚报《文化商丘》版那一天起，笔者就想写写宋绣。

　　一直感觉宋绣是商丘古城的一块硬伤，轻轻碰触就会疼。但若小心揭去疤，她依然会刹那间灿烂如初。因为质地尊贵的，即便褴褛到只剩下底色，它依然是尊贵的。如同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即便干涸到只剩下河床，它依然是一道风景。

　　中国有四大名绣，通常意义上是指湘绣、蜀绣、粤绣、苏绣。也曾另有说法，中国四大名绣当中，要么是宋绣在列，要么是汴绣在列。宋绣有着怎样的历史演绎？与汴绣又有着怎样的纠结？

　　宋绣起源商丘，这一点开封人已不屑争。他们是将汴绣称作宋绣过，给出的解释是，这种绣技在北宋时发展到鼎盛期，所以叫宋绣。北宋的国都就在开封，汴绣也叫宋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无需解释。

　　现在情况颠倒了，几次大巨制、大动作过后，人家已经让汴绣“秀”出家门，几近成国粹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功夫硬了，自立门户，自开铺子，哪还管它是否根儿正？是否出名门？

　　事实上，早在商汤灭夏前，商丘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已发展有养蚕、缫丝、刺绣业了。

　　《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仅女乐就有3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秀衣裳者”。为了削弱夏的力量，商汤采用大臣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族的妇女日夜赶制“文绣”，用来换取夏人的粮食。通过发展商业贸易，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力日渐强盛，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宋绣之所以称宋绣，理应是因为商丘古称宋国。如果宋朝时才称宋绣，那么这样一种绣技前几千年已经辉煌无限过，何以没有名字？

　　此外，《晋书》记载东晋前秦女子苏蕙创作一幅织锦《璇玑图》，个字织在8寸见方的锦上，用文字织成回文诗，无论反读、横读、斜读、交互读，退一字读，迭一字读，均可成诗。可以读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0多首，才情实在妙极。而这位绝世才女子随其父苏道质（做过陈留令）在陈留襄邑（今睢县）住过。由此可推想其在织锦之乡必学得一手织锦技艺，绣得令人叹为观止的《璇玑图》，也就不足为怪了。

　　日前收到一位智者的短信：“拥”字智慧。他的解读是，“拥”字左边“手”提旁，右边是个“用”。“拥”字的核心在于“用”，“不用”则没啥“用”。“拥有”很多未“使用”，“拥有”也是没啥“用”。的确，拥有与有用是两码事。就好比你端着金碗要饭，人家未必乐意给。

　　不单单是宋绣，商丘古城的一应文化符号，如同地表下一层一层的城池叠压，日就月将，便生长为一圈圈的历史年轮，积淀为一样样的文化矿产。这里“丹心照汗青”的名人灿若星河，“风景这边独好”的景点星罗棋布；这里五步一古迹十步一胜景，一景一传说一人一传奇。而问题已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如何用好。

　　风土人情

　　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星巴克、迪斯尼……当越来越多的舶来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向根深蒂固之后，很难想象，我们渐渐偏离了本民族民风民俗的心灵，就能够在这些异域之花中，寻得到永远的皈依。

　　民俗大到一年一度的春节，忙了一年，累了一年，我们放慢奔波的脚步，走了多远，都要回来，贴春联，扫庭院，姑娘戴花，小子放炮，穿戴一新的一家人围在一起，热热呵呵吃顿饺子，然后走亲访友，互致问候。人心多近！人情多暖！

　　民俗小到一场婚礼，一次庙会，一个待人接物的交往场面，它扮演着维系我们情感的角色，增强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同。

　　民俗不是阳春白雪，它没有身居象牙塔的高贵。民俗有如家常饭，它滋养我们的肉胎凡身；有如粗布衣，它温暖我们的心灵精神。

　　商丘是豫东著名的民俗区。自有史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民俗，已成为我们最贴近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成为我们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的规范。

　　最能展示一个地方民风民俗的场所，是庙会。一次庙会，就是一台“民俗大戏”，一块“民俗化石”，一种民俗文化。怕再没有一种形式，能像一次庙会一样，如此生动、集中、形象、立体，而且如此简而化之地诠释着一个地方的人文素养、百姓面貌和地域精神。

　　在商丘，最规模、最民俗而且依然保留庙会祭奠初衷的，当数火神台庙会。火神台庙会简称“台会”，老百姓又称其为“朝台”。它是由人们对祖先火神阏伯的祭祀而演变成的盛大庙会，距今已延续0多年的时间。时至今日，只为交易而来的不在少数，纯粹的香客也络绎不绝。此外，富有影响的，还有芒砀山庙会、伊尹祠庙会、木兰祠庙会、枣冢庙庙会等。

　　另有一种民俗可以舞动，就是民间舞蹈。?商丘自古沿袭下来的民间舞蹈有30多种，极具地方民俗色彩。其中，庆丰花鼓舞、二鬼摔跤、锔缸挑、肘歌、大仵5项民间舞蹈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商丘还是曲艺之乡。其有史可查的载录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葛天氏之舞”，此后，有商代的“桑林之舞”，周代宋国的“杵歌”，汉代的“睢阳曲”，唐代的鼓子词、诸宫调等，使古老的商丘曲艺一脉传承，不断衍变。到明代中后期，形成戏剧、曲艺和歌舞3种艺术形式。

　　民俗，同时还是一个地方的“礼数”。商丘有句俗话叫“喜事要躲，忧事要围”。喜事不要都来凑热闹了，但白事一定要不请自到。人与人交往中的平民情怀，就这样淳朴、笃厚。

　　民俗是无比繁琐的“条条框框”，事实却是，我们生活其中，却不为所累。这是民俗文化的魅力，更见无与伦比的张力。

　　不是结语的结语

　　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性格，一座古城有一座古城的灵魂。商丘文化的性格是什么？商丘古城的灵魂又是什么？当初记者在书写商丘古城系列后，在阅读最后一篇《结束处的开始》时，脑子豁然开朗，定义商丘文化的性格莫如“应天”，界定商丘古城的灵魂莫如“归德”。

　　年恰逢商丘古城地面遗存建筑周年纪念。年，一座城承载的岂止一段时间？就是被叫做历史，又岂止一段历史？

　　当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美籍华人张光直先生甚至有些固执地坚持，寻找商丘古文明的足迹和碎片，一定要耐心翻开这座古城一页一页的地层。实践证明，他的论断和推动是严谨的，更是科学的。年只是商丘古城的“今生”，它的“前世”也非已被探明的“城摞城”的四城叠压，而是可以上溯到年前有建城记载的年代，甚至更加久远到三皇之首燧人氏一手拉开的中华黄河文明时代。

　　阅读商丘古城，古城的一切总会一次次走出历史，走出古城，与你我对视，供我们评说！自然还有怀想与记忆，传递与弘扬，礼赞与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