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前两类人是不能当的，第四类人又不容易当。只有这第三类人，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两个这样的读书人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如果有千个万个亿个这样的普通读书人，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决定命运或改变命运的强大正义力量之永恒的根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学生，杨悫（读作：què）在历史上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杨悫是五代时人，可是记载他生平事迹的却是宋史，不过也就是十四个字：

“杨悫者，虞城人。力学勤志，不求闻达。”

其大意是：杨悫是虞城人，好学问、重志节，不追求名声富贵。宋史没有为他立传，而是在他的学生的传记之后，附带用以上十四字提到了他。

杨悫的学生叫戚同文。戚同文也主要生活在五代时期，不过他去世时赵匡胤的大宋已经建立。宋史中，戚同文被列在了隐逸之列，也就是说他被看成是一名隐士。

其实，戚同文与他的老师一样，与标准的隐士还是有所区别的。隐士是见识高明之人，高明之人不入官场，不为当权者所用，有意隐居，是为隐士。而杨悫和戚同文有哪些高明的见识，宋史并没有提及，因此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士。

既然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隐士，戚同文为什么能够青史留名呢？这又是因为他的老师杨悫。师生二人互为因果。至于这因果的形成，要从五代的历史背景说起。

自公元年朱温称帝建立大梁、唐朝灭亡开始，到赵匡胤建立大宋的年止，短短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大地历经了五个朝代的变更，它们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这五个朝代都自称中华正朔。所谓正朔，就是承自尧、舜、禹，历经夏、商、周，直至秦皇、汉武、唐宗的政权继承关系，它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标志，也是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正宗继承。谁承认自己是这一正朔的继承者且为百姓认可，谁才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可是，五代虽然自称正朔，却没有能力统治整个中国。与五代同时存在的，还有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它们被统称为十国。这十国为求自安，基本上都承认五代为中央政权，每年向中原奉表进贡，但中原五代的势力却也不能进入这十个小国之中。十国虽小，前后存在的时间比五代还长了十九年。

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十几个政权和五十余个皇帝或国主。可想而知，它们和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长命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这些君主们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出身，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战争，以战争立国、以战争治国，既杀戮敌方的士兵也杀戮敌国的百姓，甚至是自家的士兵和百姓。

这个时候，最有说服力的是武力、强权，而不是知识、文化、道德或者法制。此时，国家政权的主要参与者不是读书人，而是与君主们一样出身的军阀，包括各地节度使，他们是掌握国家和地方财、政、军的实权人物。唐朝就是灭亡在这种人的手里，如今他们继续灭亡着五代。

（五代十国地图）

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杨悫的身影开始清晰。在历史能够完全看得清他的面孔时，他已经身处五代中的第三个朝代即后晋。

杨悫是一个读书人，但无意去军阀手下谋个幕僚之类的差使，而是在家乡睢阳开馆授徒，教育学生。

睢阳古时和今时都称作商丘，在那时叫宋州。大宋建立前，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即在宋州。赵匡胤称帝时，将国号定为宋，即来源于此。宋真宗时，宋州升格为府，取名应天，也是因为宋州乃大宋应天顺时之地。又过了几年，真宗将应天府升为陪都，称为南京。

杨悫办学时，生员不多。不过有个邻家少年，天天在学堂外偷偷听讲。杨悫让学生背诵文章时，正经的学生背诵得一般，倒是那个少年在一旁自言自语，听起来十分流畅。杨悫感到惊异，就正式收他为弟子。这个少年就是戚同文。

戚同文学习刻苦，学业精进，更兼人品端正，深得杨悫喜爱，杨悫后来还将自己的小妹嫁给了他。杨悫一生的事迹，也就如此而已。

让我们看看杨悫在办学时，其他一些读书人在干什么。

?桑维翰

桑维翰在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后唐时考中进士及第，成为当官的读书人，那时一般称作士大夫。

桑维翰是鼓动石敬瑭起兵反唐的最重要谋士之一，为石氏后晋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他对后晋的最大贡献，就是将河北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换取契丹对石敬瑭的支持。

起初，契丹对十六州并不感兴趣，当然也许是对石敬瑭不感兴趣。桑维翰出使契丹，跪在契丹国主的大帐外痛哭流涕，从黎明直到日落，终于感动了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从此之后的三百多年，中原王朝失去了燕云十六州，也因此失去了防备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最为有效的长城屏障。

?苏逢吉

再看看一个读书人，他叫苏逢吉。

作为读书人，苏逢吉只是粗通笔墨，与桑维翰的进士及第出身相比，难望项背。他因为办事精明，深得晋太祖石敬瑭的亲信大将刘知远的信任。刘知远初识苏逢吉时，桑维翰已经是石敬瑭的重臣。

后晋被契丹消灭后，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苏逢吉被任命为宰相，成为后汉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大权在握的苏逢吉，在人心思定的时候，没有把心思放在安定国家上，而是贪赃枉法、滥杀无辜。

有这么一个事例：后唐时期的秦王后人到京师朝见后汉高祖刘知远，苏逢吉认为这位王孙应当有祖传玉带，因此向他索要。王孙拿不出玉带，苏逢吉就让人高价买了一条，让王孙偿还价款，以此当作王孙的进献。

还有一个更血腥的事例：苏逢吉占了前朝后晋一位宰相的宅邸，又设计诬告这位前宰相谋反，然后灭了他一族。

一个身居国家高位、已经禄高爵厚的读书人尚能如此，整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呢？那时的后汉，从高官到百姓人人自危，惟恐朝不保夕。

杨悫去世后，戚同文继承其志，在当地一位有见识的将军的帮助下盖了一片校舍，广招学生。或许是因为良师难得，或许是因为学校稀少，求学之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杨悫未竟的事业在此时达到了一个高峰。

宋朝建立后，百废待举，国家急需人才。那时的科举制度还不甚规范，有一年一考的，也有两年、三年一考的，平均每次科考录取的进士也就三、四十人，而仅戚同文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宋初科考登第的就有五、六十人，有些后来还成为国家重臣，如许骧官至御史中丞，这是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的主官，位居副宰相之下；滕涉官至谏议大夫，这是四品官，也是具备了担任副宰相的资格。而戚同文的次子戚纶官至枢密直学士，是构成国家政权核心的两制以上官员。

戚同文后来因年迈而停办了学校，但是杨悫和他开创的事业并没有停止。几十年后的公元年，当地一个乡民在戚同文旧居旁重建校舍，延师讲学。当时的应天府知府将学校的来由报至朝廷，真宗颇为感动，于是将学校赐名应天书院，并任命戚同文之孙、戚纶之子戚舜宾主持书院。真宗甚至让当时的两名文坛泰斗为书院题写了榜记。

（应天书院）

此后，应天书院迎来了新的辉煌。

在书院复建两年后，一位23岁的年轻人前来就学。四年后，他从这里考中进士及第，步入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秉承在书院所学的修身齐家、济世治国的宏旨，不畏强暴、正身独立，安边陲、理大政，成为有宋一朝最有能力、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当时的天下读书人所景仰，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

不仅是就学于应天书院，范仲淹还于公元年在书院主持教学，历时约一年。

北宋时期有三位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作宋初三先生，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可以确定的是，孙复曾就学于应天书院并求教于范仲淹，后来也是名满天下、从学者无数的教育家。其余二人的学历渊源不明，因为古人看重做学问的渊源但不看重科考前的基础教育渊源，不过他们都被后人视为范仲淹的门人，因此与应天书院的渊源关系应当也是颇深的。

应天书院培养的人才，见诸史册的还有一些。如王洙和王尧臣叔侄，他们都是戚同文的学生王砺的后代，王洙是王砺之子，与范仲淹同时执教于应天书院，官至翰林学士；王尧臣则是王砺之孙，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更多的出自应天书院的人才，已经无法考证其渊源了。

应天书院后来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毁于战火，暂时终结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程。

杨悫，这样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天下纷乱、看不见太平之时，干着一个十分普通的事情，那就是教书。

显然，让自己简陋的学校成为享誉天下的书院不是他的期望，培养几个权倾朝野的高官也不是他的目的。如果不是学生中出了一个戚同文，杨悫的一生和结果与当今中国贫困山区的某一个在我们看来甚为愚钝迂腐、甚至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的代课老师没有什么两样。

杨悫的故事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么几类：

其一，当上高官，然后玩弄政治权术，谋取私利、祸国殃民；

其二，把希望寄托在异族他国身上，满心以为异族他国会帮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甚至不惜卖国；

其三，就是杨悫、戚同文之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普通事，为国家和民族保留一缕文化和道德的血脉。

当然，如果在太平年代，应当还会有一类知识分子，那就是以应天书院培养出来的范仲淹为代表的国家精英，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不谋私利、一身正气。

对于绝大多数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前两类人是不能当的，第四类人又不容易当。只有这第三类人，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必学杨悫办学，只需像他那样良心不失、道德不丧，然后尽自己一份力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也就够了。

一个两个这样的读书人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是如果有千个万个亿个这样的普通读书人，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决定命运或改变命运的强大正义力量之永恒的根基。

本文转自《凯风清韵》

丹中在线







































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哪个好
武汉白癜风研究所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shangqiuzx.com/sqlt/82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