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地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占的时间，其结果令人瞠目。

　　一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无意义。我们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１９６３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３０００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１７７３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属“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迁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迁，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迁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迁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７６９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２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３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Ｃｈｉｎａ，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Ｆｒａｎｃｅ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ｍｐｉｒｅ（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省）。

　　二分合大势之一

　　中国的传说社会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有关的记载虽然都是后人记录的，但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在黄河流域普遍分布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致可以证实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些发现也同样证实了当时还不存在能够统治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般还处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传说中的夏朝，也就是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始至最一位君主这一段历史，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不过从商、周二代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夏政权（如果的确存在的话）所能管辖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从万国到七国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书上记载的有关商人的活动和商朝的历史基本是可信的。在商人取代夏朝前有过八次迁移，商朝建立以后，都城还是经常迁移；但都不出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范围，而且没有到达这三省的全境。当然它的统治区还可能大些，但不会超出黄河中下游的范围。只是到了末年，商朝的势力才扩展到淮河流域。

　　周人起源于关中，到公刘氏迁到豳（今陕西橡邑县西）。传至古公亶父（约公元前１２世纪）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大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文王（姬昌）建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南沣河以西）为都城，又向东迁移了一次。武王（姬发）建的镐京与丰相距不远。

　　武王灭商以后和其后的成王时代（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其范围大致北起燕山，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起关中盆地的西缘，东对山东半岛中北部。以后，各个诸侯国分别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其他部族或小国，范围扩大了，西周名义上的统治区也随之有所扩大。

　　可见，要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中国，那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更不用说在此以前的夏朝了。

　　那么能不能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黄河流域或中原呢？也不行。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诸侯林立，还谈不上是统一的国家。即使是由周朝分封的诸侯，它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的性质，而是“分土而治”的。就拿西周来说，从建国开始，它所控制到的土地就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了，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在各个诸侯国中，情况同样如此，诸侯又把国都以外的土地分组合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子弟和家臣。自上到下的层层“分土而治”的结果，是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的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在商、周的统治区，或者说它们的分封区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部族，有的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有的还处于部落联盟的阶段。如商朝时，在四川盆地有蜀和巴，长江中下游有楚、濮、南巢氏、越，淮河流域有淮夷，山东半岛东部有莱夷，湟水流域有羌，陕、甘、川相交地区有氐，北方有鬼方，渭北高原有戎，东北有肃慎等等。西周时，除了江淮、江汉一带属于商、周系的诸侯有较大的扩展以外，其他周边地区的变化不是很大。

　　总之，在当时并无统一可言。在林立的诸侯国和部族之间，也还不存在较大范围的真正统一的国家。

　　经过春秋时期（前７７０－前４７５年）的激烈兼并，到战国开始时就只剩下十多个主要的诸侯国了。除了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国外，还有越、鲁、宋、郑、陈、中山等国。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在各国统治区扩大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制度。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与以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的普遍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一个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就这样，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

　　六国灭，四海一

　　秦王嬴政十七年（前２３０年），秦将内史腾灭了韩国。十九年，秦将王翦攻入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俘获了赵王迁，赵国亡。赵国的公子嘉逃往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代王。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破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王投降，魏国亡。二十四年，秦将王翦、蒙武攻破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楚国亡。二十五年，王贲攻占辽东，俘燕王喜，燕国亡。接着又攻下代，俘代王嘉。第二年（前２２１年），王贲自燕南下，攻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齐王建投降。仅仅十年时间，称雄二百多年的六个诸侯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就在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军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秦始皇二十九年（前２１８年）前后，尉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翻越南岭，开始了对南越人的征服。三十二年，秦始皇派史禄开通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

　　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秦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赶走了在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立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三十四个县（一说四十四个）。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作（今峨边县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毵（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

　　这样秦朝拥有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疆域。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但是也应该看到，并不是在秦朝的全部疆域中都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的统一。在南方新占领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广西西北等地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的部族的“君长”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力。

　　这个帝国也没有像秦始皇设想的那样维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前２０９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六国贵族也趁机起兵，当年关东（函谷关以东，指今河南灵宝、太行山一线以东）的大部分已不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到公元前２０６年，刘邦、项羽的军队先后进入咸阳，秦朝就灭亡了。

　　如果从秦灭六国算起，到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的统一维持了十二年。如果从秦始皇完成疆域的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六年。

　　由楚河汉界建起的西汉帝国

　　秦亡以后，项羽凭借他的军事实力夺取了反秦盟主的地位，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分封了十八个诸侯国。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只占有巴蜀，即今秦岭以南的陕西南部和四川大部。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刘邦在公元前２０２年发动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但他却远远没有恢复统一。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向西占据了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原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威胁着乌孙，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往东并吞了东胡各族，控制了今大兴安岭两侧。向南夺回了“河南地”（河套地区，今黄河支流乌加河以南），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２００年（汉高祖七年），刘邦亲率３０万大军出击，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东的白登被冒顿围困了七天七夜，派人向冒顿的妻子送了厚礼后才突出重围。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实力，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即把皇族女子冒充公主嫁给单于，但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

　　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汉高祖六年，闽越首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以今福建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因国都在东瓯（今浙江温州），所以又称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

　　岭南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郡的尉（负责郡内军事和刑事的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吞并了南海、桂林、象郡，在公元前２０６年自立为南越王。大约在公元前一八一年前后，南越灭安阳国，疆域扩大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１３度今巴江下游一带。汉高祖十一年（前１９６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的地位。

　　在汉朝内部也处于实际上的分裂之中。为了借助各路诸侯和将领的力量对付项羽，刘邦不得不承认或封予他们诸侯的地位，所以在他称帝后也建立了７个以功臣降将为王的异姓诸侯国。出身“细微”的刘邦为了巩固他的家天下，在逐步废除６个异姓诸侯国的同时，又封了自己的子弟家属为王，设置了９个同姓诸侯国。因此，朝廷直属区只有１５个郡，相当于今陕西、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湖北、四川大部、黄河以东南的宁夏和甘肃，而以东的大多数郡就是十个诸侯国的统治区。这些王国自己任命郡守以下的官员，征收赋税，用种种方法与朝廷抗礼。

　　到景帝前三年（前１５４年），同姓诸侯国的分裂终于爆发为以吴王濞、楚王戊为首的七国之乱，但也为消除这一分裂因素提供了机会。在叛乱平息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国的措施，国内的分裂威胁基本消除了。

　　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武帝初年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官方的积蓄也相当充足。在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下登上帝位的汉武帝，自然要施展他的雄才大略，汉朝的疆域也就扩展到了空前的范围。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年），东瓯受到闽越围攻，向朝廷求援，武帝立即派出军队迫使闽越解围，并就此将东瓯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取消了东瓯国。

　　从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开始，汉军向匈奴连续发动进攻。元朔二年（前１２７年），卫青率汉军从云中（今内蒙古默特川一带）和陇西（今甘肃东部）两路出击，驱逐了匈奴的楼烦、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使边界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春，汉军主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从西路出击，攻入河西走廊。在汉军的接连打击下，匈奴的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

　　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武帝曾征发巴、蜀二郡的士兵从棘道（今四川宜宾市安边场）向羊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在“西夷”地区（今四川西昌、盐源一带）新置了行政区。因要集中全力对付匈奴，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开拓。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武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推进。经过几年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部族都已纳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地区新设置了五个郡。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地区设立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推进到了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从战国后期开始，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过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汉初，燕国人卫满率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今山东半岛）移民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朝鲜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部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四个郡，辖境南至今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年）秋，汉军分四路越过南岭，次年冬攻下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州），灭南越。南越的旧地被分为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灭南越的汉军又在第二（元封元年）灭了闽越。

　　但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却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武帝曾出动十来万军队、十来万民工和十几万头牲口征服了大宛（在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却还不能稳定地占有天山北路，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了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６０年），汉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所辖的国有五十余个。

　　武帝后，汉朝的疆域有所调整收缩，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海南岛上行政区域的撤销。由于岛上的土著居民不断反抗，汉元帝接受贾捐之的建议，在初元三年（前４６年）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

　　此后西汉的疆域保持稳定，直到公元九年王莽代汉。这一疆域比秦朝扩大了很多，东北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十三度，西北增加了河西走廊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

　　王莽代汉后，全面挑起了边疆地区的战争，不仅引起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东北高句丽人的逃亡，而且导致与西域交通的断绝和西域都护府的废弃。天凤四年（１７年），王匡、王凤为首的绿林起义和各地的起义先后爆发，到地皇四年（２３年）王莽政权覆灭，形成分裂割据局面。

　　如果从汉朝恢复了秦朝疆域的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年）算起，统一维持了一百三十年。

　　但即使在西汉疆域的极盛时期也还没有包括整个中国，在西汉以外存在着匈奴及其他政权。

　　匈奴的冒顿单于于公元前２０９年（秦二世元年）即位后，就开始了武力扩张，成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的游牧国家，也是汉朝以外疆域最辽阔的一个政权。经过与汉朝的连年战争，实力遭到很大的损失，扩展的疆域先后丧失，又遇到了自然灾害，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６０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内部分裂，五个首领争当单于于不久形成南、北单于对峙的局面。南单于呼韩邪被北单于击败，于公元前５１年（甘露三年）向汉朝投降。公元前４９年（恐龙元年）北单于率部西迁，以后在中亚的康居国东部（原苏联塔拉斯河一带）被杀。

　　南单于降汉后，汉朝让他留驻在边塞附近，给予粮食和物资的资助。几年后，南单于部众增加，实力恢复，汉朝与他缔结了互不侵犯的盟约后，同意他返回蒙古高原复国。汉匈之间以长城为界，边境的和平延续了六十年。

　　在匈奴以东，今大兴安岭东西是鲜卑人，西辽河和沙拉木伦河流域是乌桓人的聚居区。他们都是东胡族的一支，在匈奴打击下由西部迁来。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沿岸，居住着夫余、肃慎、沃沮等部族，这些部族虽然还很落后，但都已具有初期的政治实体，有了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

　　西南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部族政权。青藏高原上有吐蕃的先民唐旄和发羌的部族。

　　盛世难再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称帝，成为东汉的开国君主。但在当时，他不过是众多军事力量中的一支，其中同样称帝的就有好几个。如赤眉军在长安立刘盆子为帝，公孙述占汉中和巴、蜀称帝，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南）称帝，张步占有齐地十二郡（今山东），隗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窦融据有河西走廊，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东北部及宁夏中部）被匈奴立为汉帝，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称燕王。直到建武十二年（３６年），汉军最后消灭了公孙述政权，国内才大体平定。但卢芳在匈奴扶植下一度占有北方几个郡，匈奴人不断南下杀掠，汉朝只得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和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地的八个郡内迁。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第二年，汉朝的八郡才迁回原地，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势态。而南匈奴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再在蒙古高原立足，要求迁入汉朝北部边区，接受保护，汉朝同意南单于驻在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汉将窦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推进到今新疆东部，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第二年，汉军又征服了车师（在今吐鲁番和吉木萨南一带），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但由于汉军对北匈奴还没有稳定的优势，西域都护府曾两度置废。延光二年（１２３年），汉朝又置西域长史府，但以后就忙于对付羌人的反叛和内部的危机，无暇顾及西域，长史府常常不能行使正常的职权。

　　东北的高句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后期建国，开始在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扩张到盐难水（今浑江）上游，占据了西汉玄菟郡的旧地。约公元三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以后不断向朝鲜半岛发展。

　　在建武二十二年（４６年），乌桓人乘匈奴内乱，击败匈奴人，迫使匈奴北迁。汉朝将乌桓安置在北方缘边，分布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二省的北部。

　　鲜卑人开始也接受汉朝的招抚，并一起攻击北匈奴。以后一部分鲜卑人西迁，填补了南北匈奴间的空白。章和元年（８７年），鲜卑对北匈奴发动进攻，北单于西逃，从此鲜卑控制了匈奴在漠北的旧地。到２世纪中叶，鲜卑结成了部落联盟，占有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在从辽东到阴山一线逐渐蚕食汉朝的边疆。

　　二世纪后期，由于西北羌人的不断反抗，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少政区不得不撤销或者迁往内地。北方的鲜卑逐渐南侵，移居入塞的匈奴也在扩大活动范围。到了汉灵帝光和七年（１８４年）黄巾军起，汉朝再也顾不了边疆，大致后退到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这以北被称为“羌胡”所有，实际上是由匈奴、鲜卑羌等多种民族聚居或杂居。

　　从建武二十六年（５０年）基本恢复西汉主要疆域（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到光和七年黄巾军起，东汉国内的统一时间是１３４年。

　　黄巾的主力虽然在当年就被镇压了，但其余部及各地乘机而起的各种势力却纷纷割据称雄，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平六年（１８９年）汉灵帝死后，董卓利用外戚与宦官的冲突，率部进入洛阳，掌握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各地的长官或将领纷割据或拥兵自保，如刘表据有荆州，公孙度割据辽东，刘虞保有幽州，袁绍夺得冀州，袁术盘踞南阳，刘焉控制益州，陶谦拥有徐州，曹操则通过收编黄巾们部迅速崛起。建安元年（１９６年），曹操出兵迎献帝至许（今河南许昌县东），朝廷的大权从此落入曹操手中。曹操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和自己的军事实力，先后攻灭了袁术、吕布、袁绍、刘表、张鲁等割据势力，控制了整个北方。

　　与些同时，孙权、刘备在南方建立并巩固了政权，形成了与曹操鼎立的局面。２２０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建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即帝位，史称为蜀汉或蜀。孙权起初接受魏的封号称吴王，实际上并不受魏的控制，到２２９年也称帝。三国之间虽不时发生战争，但疆域大致稳定。

　　２６３年，魏灭蜀。二年后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出兵灭吴，三国鼎立至此结束。

　　西晋的统一非常短暂，如果从太康元年灭吴算起，至永宁元年（３０１年）“八王之乱”，仅仅２１年。即使在这２１年间，西晋也远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疆域。鲜卑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有，内迁的匈奴实际上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当持续了１６年的“八王之乱”终于在３０６年结束时，西晋已经到了彻底覆灭的前夜，十六国中的汉（前赵）和成汉已经建立，其他割据势力也已形成。

　　东汉在朝鲜半岛上还保留着乐浪郡，末年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又设置了带方郡（治所在今朝鲜黄海南道沙里院南）。但高句丽于２０９年自国内城迁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境内）后，日益强大，终于在西晋末年（３１３左右）完全占领了乐浪郡。差不多与此同时，带方郡也被南方的马韩吞并。从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正式政区的历史就此结束了。４２７年，高句丽迁都今平壤。尽管当时高句丽相当大一部分疆域还在今天中国境内，但它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朝鲜半岛，已成为中国以外的独立政权。

　　西汉以来，汉朝疆域的南端是日南郡的象林县。１９２年（初平三年；一说１３７年，永和二年），当地人区逵建立了林邑国，脱离汉朝，因而汉朝的南界从北纬１４度退到了１６度一线。三国期间，林邑又向北扩张，占了汉朝的西卷县，推进到北纬１７度一线。

　　大分裂的十六国和南北朝

　　从东汉开始陆续迁入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羌、氐、羯、卢水胡、丁零等族，到西晋时已经有了不小的数量。在长期与汉族和各族的杂居中，经济文化水平又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各族的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大多已具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适应了中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民族的首领既要摆脱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也要乘机夺取权力和财富，成为地区以至全国的主宰。西晋皇族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火并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于是十几个政权先后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匆匆地在其他政权的吞并中消失（见附表）。

　　五胡十六国简表

　　国名创始人民族公元年代主要都城灭其国者

　　汉、前赵刘渊匈奴３０４－３２９平阳、长安后赵

　　成汉李雄巴氐３０４－３４７成都东晋

　　前凉张定汉３１７－３７６姑臧前秦

　　后赵石勒羯３１９－３５１襄国、邺冉魏

　　冉魏冉闵汉３５０－３５２邺前燕

　　前燕慕容皇光鲜卑３３７－３７０龙城、邺前秦

　　前秦苻洪氐３５０－３９４长安后秦

　　后秦姚苌羌３８４－４１７长安东晋

　　后燕慕容垂鲜卑３８４－４０７中山、龙城北燕

　　西燕慕容泓鲜卑３８４－３９４长子后燕

　　西秦乞伏国仁鲜卑３８５－４３１金城、苑川夏

　　后凉吕光氐３８６－４０３姑臧后秦

　　南凉秃发乌孤鲜卑３９７－４１４乐都、西平北凉

　　西凉李嵩汉４００－４２１敦煌、酒泉北凉

　　夏赫连勃勃匈奴４０７－４３１统万吐谷浑

　　北燕冯跋汉４０７－４３６龙城北魏

　　北凉沮渠蒙逊卢水胡３９７－４３９张掖、姑臧北魏

　　建兴四年（３１６年），愍帝出降刘曜，西晋亡。次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史称东晋。东晋末年，大权落入刘裕手中。元熙二年（４２０）年，刘裕废晋帝，建宋朝。以后，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如法炮制，先后建起齐、梁、陈朝；但都限于南方，维持着与北方政权对峙的局面。

　　由于东晋和南朝一直忙于防御北方和对付内部的权力之争，顾不上西南边区的经营和开发，加上地方官治理不当，甚至残酷压迫当地民族，规模不等的反抗时有发生。梁太清二年（５４８年）侯景之乱爆发，宁州刺史奉命救援京师，当地爨蛮的豪族乘机而起，在５５０年脱离了梁朝。在宁州爨蛮的影响下，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因此在今四川长江和大度河以南、湖南以西、广西西部已经不再有南朝的郡县存在。

　　南方的林邑国继续向北扩张。大约在南朝后期，又占了原日南郡剩下的三个县，南朝疆域的南界退到北纬十八度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