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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东

“

纪东，年11月10日出生，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纪庄人。年从西安市应征入伍，年入党，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年8月奉调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至年1月周总理逝世。年11月，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先后担任会议、文电、信息处长；根据工作需要，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正师级）。年5月调任武警总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年授少将警衔。年5月退休后，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

海棠花开香心间

――武警部队郭庄子军干所老干部纪东宣讲周恩来故事侧记

年4月10日，周总理和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左起第五纪东）

“总理伸手指着图上的箭头，充满深情地给我讲述了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地点、路线和战斗情况。”武警部队郭庄子军干所退休干部纪东动情描述着周恩来总理给他讲红军四渡赤水故事的场景，来自甘肃平凉的各界代表悉心聆听着，共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纪东于年5月退休后，一直忙碌在宣讲周总理故事的路上。这已是他第余次的宣讲，也是今年第36次宣讲周恩来总理的故事。

“你来，我给你讲讲四渡赤水，你们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应该清楚。”年的一天，时为周恩来总理秘书的纪东将一份《红军长征路线校绘示意图》送总理审阅，总理笑着叫住纪东，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四渡赤水胜利，让红军扭转了被动挨打局面，奔上了抗日战争前线的经过。

“我托着总理审阅过的地图，像托着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那么厚重，沉甸甸的。”他讲到动情处，眼角挂着泪珠，仿佛又回到了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8年岁月。

年8月，刚满18岁的纪东圆了自己的参军梦。从西安市第十一中学毕业的他，走出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成为了中央警卫团进驻北京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兵。

在中央警卫团连队当战士时与战友野营拉练后的合影

正值三伏的八九月份，纪东和新战友们穿着高腰翻毛皮鞋在水泥地上拔慢步，练到最后，上楼就像爬山一样；趴在地上练射击，日烤地煎，臂肘和膝盖都磨破了……“汗水伴着泪水流，一滴汗掉地上摔八瓣”，就这样，纪东成为了一名中央警卫团的合格战士。

年初，纪东又被选入了中央警卫团骑兵支队，经过近一年的骑术、战术训练后，在10月份的一次野外拉练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能够来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8年，是纪东最大的幸福。

与邓大姐在西花厅合影

“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年8月1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在西花厅迎接纪东的第一句话，至今温暖着纪东的心。

这句话缓解了纪东的忐忑不安，也是这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喜讯：他被选入“总理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

年8月15日，纪东第一天到西花厅正式上班。随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工作在周恩来总理身边，直到年1月8日总理逝世。

年5月周总理与西花厅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总理对工作的那种认真负责，对待人的那种平等和蔼，让我受益最多。”纪东时常会想起周总理待人的真诚与亲切，他说：“总理的情感与人民群众交融着，他是那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辞辛苦。”正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8年岁月，让纪东深深受到周总理品质的滋养，在他身上透着严格的自律品格。

“趁着自己还能走动，就想再多干点事情，尽一份微薄之力，只要我不断去讲周恩来总理的故事，相信听课的人总会受到一些影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已经73岁的纪东脸上时常挂着笑容，走起路来步伐稳健。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周恩来总理能成为大家永远追逐的星，而且是一颗永远不陨落的星。“只要听课人能明白，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像周总理那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为了让宣讲更有针对性，纪东针对不同阶段学习重点，以及听课人群，将自己的授课分为《少年立身修身，将来报国为民》《弘扬周总理精神风范，谱写青年人精彩华章》《弘扬周总理的精神风范》等专题。他鼓励在职党员干部多学习周总理为国为民的公仆精神，勉励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带着少先队员走进周总理的人生境界。在每次宣讲前，他总会认真丰富自己的提纲。他时常学习到夜深人静时，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强化个人的党性修养，将总理品质与创新理论、理论教育融合，力求讲课动人入心。

纪东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年5月一次纪检监察学院的宣讲中，他以“三严三实”为主题，结合周总理精神品质进行了讲课。就在宣讲开始不到10分钟时，纪东由于午饭后肚子着凉，控制不住呕吐。在场听课的领导都劝纪东先休息，下次找机会再为大家宣讲。

可是，纪东稍事休息，依然坚持讲课。在接下来足足两个小时的宣讲中，台下来自全国的纪检干部认真聆听着，在纪东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周总理为人民殚精竭虑的一幕幕场景再现眼前。

纪东的话语刚落，课堂上就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学员纷纷记下了纪东的联系方式，在接下来的日子，纪东又受学员们的邀请，远赴江苏、四川等地进行了宣讲。那次授课回家的路上，纪东在车上又吐了3次，可他脸上依然洋溢着微笑。

“我们多少年来都没有听到，像您这样宣讲我们敬爱周总理的故事，真正让我们把理论与感情融合到了一起。”纪东说，这是他在党政机关、大学、中学，甚至是小学作报告时听到最多的评价，也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翻看纪东的行程计划，10月18日在云南省公安厅、安全厅宣讲，10月23日在新疆马兰基地宣讲……满满当当的宣讲安排，让他和老伴原定在10月份的20天三亚军职干部疗养，没有得到完整的休息。可他却笑着走在风尘仆仆的宣讲路上。

周总理最爱海棠花。纪东的宣讲必会让那缕海棠的馨香常绕听讲者心头。

文：解放军报记者张海华，郭效兵、丁宝顺

（部分历史资料图片来源于网络）

以下文章节选纪东回忆录《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

毛主席周总理给我改错别字

我上学的时候，写一个字，多一“点”、少一“点”，老师多次纠正都不在乎；后来写作文，看一两个错别字，也不以为然。这里要讲述的，却是两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给我改错别字的事情。

年国庆节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向总理汇报国庆节前准备工作情况。我很快整理好电话记录。由于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不久，还没有正式值班，电话记录就由张作文送总理阅批。总理看完后，让张作文转告我说：“告诉小纪，国庆节的‘庆’字，他在‘大’字的右上角多写了一‘点’，今后要注意。”听了张作文的转告，我心里很不安。自己刚到总理身边不久，怎么就出了多一个“点”的洋相？让周总理给我改这个错字，我感到非常不光彩。

还有一个“别”字，是毛主席给我改的。

记不清是哪一天的上午，当时非洲一个国家的元首遇刺受伤，外交部研究要以周总理的名义发一封慰问电，以示友好和关切。正常情况下，这类事情外交部都要正式报告送总理审批，但这次情况紧急，为了争取时间，外交部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我们念了慰问电稿的内容，让我们以“电话记录”的形式送总理审批。“慰问电”字数不多，最后一句是：“祝早日康复”。我急忙写好送批。

总理当时正在办公室，阅批后，嘱我立即送毛主席审阅。我立即挂上“特急件”的红条，送毛主席办公室。

时间不长，外交部王海容同志从毛主席住处打来“纪东同志，你刚才送来的那份慰问电稿，毛主席已经圈阅了。‘康复’的‘复’字你写成‘幸福’的‘福’了，毛主席给改过来了。”

天哪！天大的笑话，捅到“天”上去了！竟让毛主席给我改了个“别”字！

这个字，还居然逃过了总理的眼睛，我更觉得无地自容。

两个字，写错了一个，写别了一个；一个惊动了周总理，一个惊动了毛主席。

“庆”字多一点是上学时养成的毛病，语文老师讲评作文时，曾多次因这个字和其他错别字批评我书写不规范，乱“造”字的毛病。我并不太在乎，没有上心，反而以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全年级范文宣读而沾沾自喜。习惯成自然，自然变恶习。到这时，不知不觉在“庆”字上又表现出来。

“复”字写成“福”字，音同字不同，是别字，也叫白字，是粗心。这是不入脑，想当然，没弄清“康复”与“祝福”的差异。这种粗心也不是一两天养成的。我的性格里有“急躁”的缺点，事多、心急，容易粗心。粗心是出不了细活的。

以后动笔时，我便有意识地静下心来，防止再出现错别字。主观上有了防范意识，效果就不一样了。知道了缺点和毛病，经常警醒自己，总是会有效果的。自然，也就没有再闹过这种笑话。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说起这两件事的时候，总会有朋友替我高兴，有两位伟人曾给我改过错别字，实在是太荣幸了。

是啊！作为历史的回忆，我很荣幸。但就这两件事来讲，我内心更多的却是愧疚。这种愧疚，品尝起来，是挺苦涩的。

鼓励年轻人提意见

周总理思考问题、或批阅修改文件的时候，也爱听听秘书的意见，并鼓励我们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没有顾虑，直率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对我们提出的意见，不论是对还是错，总理听了，都是高兴的。对的意见，他会接受，并表扬肯定；不对的，他会给我们讲清道理。

总理曾经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以我为例，鼓励与会的同志大胆发言。他当时说：“我身边的小纪，他可是敢说意见的，敢说就好。大家不要有顾虑，谁也不能说提出来的都是正确的。”“不对的也没关系，互相讨论嘛！”

总理逝世后，有朋友告诉我，看到有媒体登载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周总理的秘书纪东在总理面前敢讲话，敢发言，敢同总理当面争论。”听到这个消息，我很纳闷儿，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同总理当面争论过。我胆子再大，也没有这样做过呀！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才想起了这件事的缘由。

年下半年开始，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决定，开始着手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几经修改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一起对报告逐段进行修改。讨论过程中，总理觉得报告中的一个用词不妥，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的同志不同意总理提出的用词，我同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可谁也不敢在那种场合站起来说话，我和这几位同志比较熟悉，当时坐在一起，我小声劝他们别害怕，说出来没关系的，但仍没有人鼓起这个勇气，他们反而推举我做代表。因为我们离总理比较近，况且当时也有点冷场。我们的小声议论和他们推举我的“小动作”被总理看见了。总理便问：“你们几个有什么意见？”我只好站起来，把我们几个人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我首先说明，这是起草小组同志和我的共同看法。总理听后，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于是我又读了一下原文，并参考有关资料，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有点儿“坚持己见”的意思。总理听得很仔细，也很高兴。听我说完，他稍微思索了一下，觉得我们几个人的意见有道理，当即表示可以按我说的修改。那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周总理说：“好，我看小纪讲的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家表示赞成。接着，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地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较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说到这里，总理很欣慰。他还说：小纪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敢跟我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两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能说出自己有见解的意见。

这就是我“敢同总理当面争论”的来历。看了这篇回忆文章，我才想起这件事的具体细节。

这是总理鼓励到会的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要敢于提意见、提不同意见的真实案例。按照总理的说法，回忆文章关于敢于同总理当面“争论”的用词是事出有因的。

总理听取不同意见是平等的，他不分提意见的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在他那里也不存在“人微言轻”的问题。看到有年轻的人或从基层来的同志参与讨论，他会热情、和蔼、亲切地叫着他们的名字，请他们谈出自己的看法，认真听取他们的想法，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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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监制：赵波主编：张海华

▎编辑：王鹏、石路校对：孟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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